2019 年，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方兴未艾。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将民粹主义视为民主的威胁，并开出同一副药方：更多的理性对话、更多的专家治理、更多的制度共识。比利时政治理论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诊断：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传统左翼放弃了政治的对抗性维度，把政治变成了技术问题，从而制造了一个等待被右翼填充的情感真空。
墨菲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尽管她在英语学界的公众知名度远低于哈贝马斯或罗尔斯，但她的理论工具（"对抗性"概念、霸权理论、激进多元民主）在 21 世纪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生平：从沙勒罗瓦到威斯敏斯特
墨菲 1943 年 6 月 17 日生于比利时法语区的工业城市沙勒罗瓦（Charleroi）——一座以煤矿与钢铁闻名的工人阶级城市。
她先后就读于鲁汶大学（Leuven）、巴黎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Essex），后者正是她与拉克劳共同推动的"埃塞克斯话语分析学派"（Essex School of discourse analysis）的所在地。
1989 至 1995 年，她在巴黎的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担任项目主任，并先后在哈佛、康奈尔、普林斯顿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担任访问教职。她长期任教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她最重要的合作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不仅是学术搭档，也是她的终身伴侣。两人的思想几乎无法切割，理解墨菲就绕不开拉克劳。
破除误解：墨菲不是在为冲突辩护
"对抗性政治"（agonistic politics）这个词容易引发误读：墨菲是在鼓励仇恨与冲突吗？
恰恰相反。墨菲提出"对抗性"（agonism）这个概念，是为了区分它与"对敌性"（antagonism）——前者是政治上的争斗（opponents sharing a common symbolic space），后者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enemies to be destroyed）。她的理论目标是：承认并制度化政治上的深刻分歧，同时防止分歧升级为不可调和的敌我对立。在她看来，哈贝马斯式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对冲突的处理方式是压制，而非转化——这恰恰更危险。
关键在于"对手"（adversary）这个中介概念。墨菲借用并改写了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敌友之分"：民主政治的任务，是把"敌人"转化为"对手"。
对手不是要被消灭的敌人，而是合法的反对者——双方共享对自由与平等这两条民主原则的忠诚，只是对它们的解释相互冲突。墨菲把这种状态称为"冲突性共识"（conflictual consensus）：有共同的象征空间，但空间内部充满无法根除的争夺。
她还区分了"政治"（politics）与"政治性"（the political）两个层面。"政治性"指人类关系中固有的、不可消除的对抗维度；"政治"则是用来组织共存、安顿这种对抗的制度与实践。自由主义的失误，正是误以为可以靠程序和共识把"政治性"彻底驯服。
核心：霸权与后马克思主义
墨菲与拉克劳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1985；2001 年再版并加写新序）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这本书重新解读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概念，并将其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拉康的话语理论）结合。齐泽克（Slavoj Žižek）曾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核心论点一：社会认同是话语建构的
阶级不是客观存在的、预先给定的政治主体。"工人阶级"的政治认同是通过话语实践、政治动员而构成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运动可以以不同方式将"工人"、"女性"、"移民"等多元群体接合（articulate）为一个政治主体。
核心论点二：霸权是争夺的，而非固定的
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永久固化其意识形态霸权。政治变革的路径不是"揭示客观真理"或"教育群众"，而是成功地重新接合（re-articulate）各种社会诉求，建立新的社会联盟。这个框架被后来多个左翼运动实践者援引为策略工具。
激进多元民主：对抗共识话语
在《政治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1993）、《民主的悖论》（The Democratic Paradox，2000）与《论政治的》（On the Political，2005）三部著作里，墨菲对当代政治哲学主流展开了系统批判。
她的批评目标不止哈贝马斯，还包括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布莱尔（Tony Blair）、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式中间共识。
以哈贝马斯为例：他相信通过理性、包容的对话，可以达成真正的民主共识，并将民主正当性建立在这种程序性的共识之上。墨菲的批评有三点：
- 共识话语的排他性：声称达成了"理性共识"，往往意味着将无法被这套话语框架接受的声音定义为"非理性"或"民主的威胁"，从而合法化排除。
- 政治的不可消解性：政治的本质是对什么算作公共善的争议，这种争议没有纯理性的终点。把政治简化为技术协商，是对这个本质的逃避。
- 民粹主义的起源：技术官僚政治（technocratic consensus politics）剥夺了选民在核心议题上的真实选择，民粹主义是这种虚假共识崩溃的结果。
她对施密特的债务是有意识的：早在 1999 年她就主编了《卡尔·施密特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一书，正面处理这位曾为纳粹背书的法学家留下的难题——承认政治不可消除的冲突性，同时拒绝施密特把冲突推向你死我活的结论。2013 年的《对抗政治学》（Agonistics: Thinking the World Politically）则把这套框架从国内民主推广到国际秩序，主张一个"多极"而非由单一霸权主导的世界。
对左翼民粹主义的理论支持
2018 年，墨菲在《为了左翼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中明确为桑德斯（Sanders）、科尔宾（Corbyn）等"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提供理论辩护——关键不是回避民粹话语，而是用左翼内容填充它：将"人民对抗精英"的对立框架，重新接合为社会平等与民主扩展的诉求，而非排外主义与威权主义。
墨菲的影响并不停留在书斋。她常被称为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2014 年成立）的"教母"；2016 年她与该党联合创始人之一埃雷洪（Íñigo Errejón）的对谈出版为《我们能：以人民之名》（Podemos: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法国"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与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策略也明显带有她的痕迹。
她对"后政治"（post-politics）的诊断在这里收束：当左右两党的边界被"中间共识"抹平、选民在重大议题上失去真实选择，被压抑的对抗就会从右翼缺口喷涌而出。她进一步指出，中左翼习惯把右翼民粹主义一概斥为"极右"或"新法西斯"，这种贴标签本身就是一种逃避——它让中左翼无须反省自己在催生这股力量上的责任。
2022 年，在科尔宾、桑德斯、梅朗雄相继受挫之后，墨菲在《走向绿色民主革命》（Towards a Green Democratic Revolution，2022）中把左翼民粹主义与生态议题、"情动"（affects）的政治动员力量结合起来，作为对这一连串失败的回应。
这一立场在学界引发分歧。批评者（包括部分左翼政治理论家）认为，民粹主义的话语逻辑内在地倾向于简化问题与寻找替罪羊，左翼援引这一框架最终会强化而非转化它。
代价与争议
- 相对主义的指控：如果政治认同完全是话语建构的，没有任何客观的阶级利益或压迫标准，那么如何在不同政治主张之间做道德判断？墨菲否认这导向相对主义，但批评者认为她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
- 对协商民主的批评是否公平：哈贝马斯本人与支持者指出，墨菲对协商民主的描述是简化的，理想化的协商民主并不否认分歧的存在，只是主张通过程序性规范将冲突引入制度化渠道。
- 战略操作性的问题：她的霸权理论在分析现有政治结构方面颇有穿透力，但在提供具体的政治策略指引上相对薄弱。
跨域连接
- 政治极化心理学：她主张把敌人转化为对手。可检验的推论是：群际敌意的强度更依赖对方是否被视为合法参与者，而非议题距离本身——若成立，那么"缩小分歧"未必降低敌意，承认对手合法才是关键变量。这也解释了强调共识的策略为何有时反而激化对立。
- 媒介与公共领域：她的接合理论主张政治主体是被建构的。媒体框架决定哪些诉求被并进同一个"我们"——同一批经济不满，可以被接合成阶级诉求，也可以被接合成排外诉求，取决于哪套框架先到位。这让框架竞争成为可观察的因变量。
- 博弈论：把政治建模成零和，推出的就是消灭对手；建模成有共同规则的重复互动，才推得出"对手"。她的"冲突性共识"在形式上正是共享规则集但目标冲突的博弈，其稳定性取决于退出成本，以及规则本身有没有被卷入争夺。
- 后结构主义：若认同完全由话语构成，批判者自身的立场也是被构成的。正文提到的相对主义指控就从这里来：她的回应——各方共享对自由与平等的忠诚——实际上设定了一个不被解构的底座，而这个底座在她的理论内部并不容易安放。
- 民粹主义：她的诊断是技术官僚共识剥夺了选民在核心议题上的真实选择，被压抑的对抗因而从右翼缺口喷出。推论可检验：主要政党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距离越小，反建制得票应当越高——这也是她批评"贴极右标签"是一种逃避的理由。
参考文献
- Laclau, E. & Mouffe, C.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第二版 2001).
- Mouffe, C.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Verso (1993).
- Mouffe, C. (ed.)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London: Verso (1999).
- Mouffe, C.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2000).
- Mouffe, C. On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2005).
- Mouffe, C. Agonistics: Thinking the World Politically. London: Verso (2013).
- Errejón, Í. & Mouffe, C. Podemos: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16).
- Mouffe, C. For a Left Populism. London: Verso (2018).
- Mouffe, C. Towards a Green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ft Populism and the Power of Affects. London: Verso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