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宗教

破除误解#

最常见的误解是：现代化已经把宗教送进博物馆，剩下的只是回潮或原教旨主义。西欧的教会出席率下降、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神论教育和科学职业的扩张都是事实。但同一百年里，五旬节派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1979 年伊朗革命改写了国家法，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选举力量，美国的宗教右翼进入政党。何塞·卡萨诺瓦 1994 年所说的“去私人化”，针对的就是“宗教将退出公共领域”这条预测。

把“世俗化”当成二十世纪唯一主线，还会产生方法上的错觉：仿佛只要画出西欧的出席率曲线，世界其余部分只是延迟或例外。二十世纪的宗教史更像一套并行实验。北欧与低地国家的教会税与国家教会安排，使“名义归属”可以长期高于每周礼拜；美国的自愿结社传统则把教派竞争做成日常市场。社会主义阵营用登记、出版许可与建筑拆除改变公开性，却无法用同一套工具统一私密实践。去殖民化之后的新国家，有的把某一传统写成国族内核，有的把世俗宪法写成对教派冲突的刹车。这些制度差异先于任何关于“现代化必然”的句子。

第四个需要拆开的说法，是把二十世纪写成“宗教政治化的世纪”，仿佛此前宗教从不进入战争与法律。更准确的说法是：民族国家、大众传媒与群众政党改变了宗教进入公共领域的技术条件。电台布道、政党名单、难民身份文件与国际人权文书，让教义争论能够以新的速度跨越国境。政治化不是突然发明，而是旧有忠诚在新基础设施上的重组。

核心#

二十世纪前半叶把宗教机构抛进战争、种族灭绝和国家建设。1917 年之后的苏维埃政权以法令拆开教会与学校、没收教产，1925 年成立战斗无神论者同盟。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摧毁的是人口、拉比学院和意第绪文化，也迫使战后神学重新面对神义论。1947 年南亚分治按宗教身份划界，迁移与暴力把“谁属于哪一种宗教”写成国境线。1949 年以后的中国，宗教被纳入统战与登记；1966–1976 年的政治运动大规模关闭寺观教堂。这些是国家能力对崇拜空间的直接操作，不能被写成“科学取代迷信”的自然过程。

梵蒂冈二次会议是天主教对这套现代条件的制度回应。白话弥撒改变了谁听得懂礼拜；与犹太教关系的重估，直接针对欧洲基督教反犹的历史责任；信仰自由条款承认，强制崇拜不再是合法的牧职手段。会议没有取消教宗权威，也没有把天主教变成新教。它改变的是礼仪语言、主教协商和对外对话的官方语法。若望二十三世宣布会议，保禄六世把它收束为十六份文件。此后的争议——拉丁弥撒、避孕、解放神学——都在这些文件的解释权上展开。

五旬节—灵恩运动的时间线可以写得很具体。1906 年洛杉矶阿苏萨街（Azusa Street）的复兴由威廉·西摩（William J. Seymour）主持，强调说方言、医治和跨种族聚会。此后的传播走的是移民、电台、城市帐篷和独立教会，而不是欧洲式的国家教会。皮尤 2011 年转述的口径里，全球约八成五旬节派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约百分之四十四）或美洲（约百分之三十七）。戴维·马丁（David Martin）把拉美的五旬节派增长放进城市化与自愿结社，而不是“落后地区更迷信”。阿兰·安德森（Allan Anderson）则强调：非洲和亚洲的独立教会不能被写成美国阿苏萨街的简单复制。

皮尤 2015 年《世界宗教的未来：2010–2050 年人口预测》把更大的账本摊开。2010 年基督徒约 22 亿（约百分之三十一），穆斯林约 16 亿（约百分之二十三），无宗教归属约 11 亿（约百分之十六）。到 2050 年，基督徒总数预计升至约 29 亿，份额大致仍在百分之三十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占世界基督徒份额预计从百分之二十四升至百分之三十八，欧洲的基督徒绝对人数预计下降。穆斯林因更年轻的年龄结构和更高的生育率，被预计为增长最快的大类。无归属人口的绝对数仍可能增加，但占世界人口的份额预计下降，因为该群体更年长、生育率更低。这不是一份“宗教复兴”或“宗教消亡”的判决，而是生育、年龄、迁移和有限改宗数据的外推。

1948 年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在阿姆斯特丹成立，把新教与东正教的部分合作做成常设机构。去殖民化则把原殖民地教会的领导权从传教部转到本地主教和独立教会。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宗教——穆斯林兄弟会与伊朗的法基赫监护、美国福音派与共和党联盟、印度的印度教大家庭组织——共同特征是：宗教组织进入选举、法律和街头，而不再满足于被当成私人偏好。

冷战把宗教做成阵营语言的一部分，却从未把它简化成阵营本身。美国的反共修辞大量借用圣经与天命意象；苏联与东欧的官方无神论则把科学无神论协会、博物馆与学校课程做成日常装置。波兰天主教会在团结工会时期的公共角色、东德新教知识分子的和平祈祷会，说明同一套“社会主义现代性”内部，宗教机构的缝隙宽度可以差出一个数量级。把冷战宗教史写成“自由世界有信仰、东方无信仰”，是宣传残留，不是档案结论。

伊斯兰世界在二十世纪经历的不是单一“复兴”，而是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建制、石油经济与大众教育叠在一起的重组。1924 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1950–70 年代若干国家的世俗化立法、1979 年伊朗革命与此后跨国伊斯兰主义网络，时间线彼此冲突，不能收成一条上升曲线。穆斯林兄弟会、逊尼萨拉菲倾向与什叶教法学家的政治神学，共享的是现代印刷与政党技术，而不是同一套政教蓝图。把这些运动一律写成“回到中世纪”，等于拒绝阅读它们的政党章程、福利网络与选举策略。

犹太教在二十世纪的断裂最为剧烈。欧洲犹太人口的毁灭、意第绪文明的崩塌、以及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迫使拉比权威、民族运动与世俗犹太文化重新谈判“谁代表犹太人”。美国犹太教的教派分化与郊区会堂扩张，与以色列的宗教政党、军役与圣地管辖权问题，属于同一世纪却不是同一制度场。大屠杀之后的神义论写作——从犹太思想家到基督教神学家——把“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逼到几乎无法沿用战前语法的地步。这不是附带的文化评论，而是二十世纪宗教思想史的硬核事件。

印度与东南亚提供了另一组国家—宗教装置。甘地传统把苦行与群众动员焊在一起；印巴分治之后，宗教身份成为护照与暴力的双重登记。独立后的印度在世俗宪法与教派动员之间反复拉扯；斯里兰卡的佛教民族主义、印尼的潘查希拉与伊斯兰组织并存，都说明“世俗国家”可以是法律承诺，同时是被选举不断改写的战场。这些例子的共同点不是神秘的东方性情，而是人口普查、选区划分与教育语言政策如何把信仰做成可计算的政治资源。

科学与专业阶层的扩张确实改变了宗教知识的社会位置。大学、实验室与医学院把解释权从教士转到证书持有者；同时，宗教组织迅速学习同一套证书逻辑：开办大学、医院、慈善法人与游说办公室。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公共宗教”常常穿着专业外衣出现——不是因为信仰变得更弱，而是因为现代国家只认真对待能够提交备忘录与预算表的行动者。卡萨诺瓦所说的去私人化，描述的正是这种重新进入：宗教论证以人权、生命伦理、教育课程与家庭法草案的形式回到议会，而不是以奇迹清单的形式回到宫廷。

争议#

世俗化理论在 1960 年代几乎是教科书立场。彼得·伯格后来公开修正：多元拆掉的是垄断，不一定是信仰。卡萨诺瓦把分化（宗教机构失去对法庭和学校的直接控制）与私人化、信仰下降拆开。西欧仍是低出席的特例，不是全球模板。把五旬节派增长直接写成“世俗化破产”，和把苏联无神论写成“宗教本质暴露”一样，都是用一个地区的制度史去冒充世界定律。

梵蒂冈二次会议的解释权本身就是争论。有人强调与特伦托的断裂，有人强调连续性。奥马利的制度史写法把会议放回议程、草案和投票，避免用“开放/背叛”当分析工具。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测量的是贫困政治能否进入官方教义，而不是谁更忠于 1962 年的开幕词。

五旬节派数字的方法争议必须保留。皮尤采用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的组织申报，会把名义会员算进去，也可能漏掉双重归属。国家普查往往只问大类“基督教”，不区分五旬节派。因此 5.84 亿是带口径的估计，不是一次全球点名。讨论增长时，应同时给出生育率和改宗，哪一项主导因地区而异。

另一条持续争议，是如何书写“原教旨主义”。这个词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新教论战里有具体指涉，后来被媒体扩成对一切强硬宗教政治的总称。比较研究若保留该词，必须同时标明：它是组织策略（分离、禁书、建立平行学校），还是教义立场（文本无误、末世时间表），还是国家项目（用刑法落实教法）。混用三者，会使伊朗、美国基督教右翼与印度教组织看起来像同一物种，只因它们都“很认真”。认真不是分析类别。

关于梵蒂冈二次会议“是否成功”的争论，测量标准本身就分裂。礼仪学者看白话弥撒的接受度；教义学者看与特伦托、梵一的连续性文本；社会学家看西欧神职减少与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制度命运；保守批评者则把会议后的危机归因于会议本身。没有单一仪表盘能宣布会议胜利或失败。可核对的是：哪些教区何时改用白话、哪些文件在主教会议中如何被引用、哪些运动被罗马点名警告。把评价收成情绪标签，会把这份制度史重新变成派性传单。

全球南方基督徒增长是否改变基督教的“重心”，同样取决于指标。按受洗人口与年轻年龄结构，撒哈拉以南非洲与部分拉美、亚洲地区的权重上升；按神学院、出版资本与国际教会机构的总部位置，北美与欧洲仍长期握有议程设置权。皮尤的人口外推回答不了“谁定义正统”的问题。重心若只写人数，会低估资金、签证与学历认证；若只写精英机构，又会把人口账当成无关的背景噪音。二十世纪宗教史必须同时读写两本账。

跨域连接#

• 世俗化命题：二十世纪是这条命题被写成定律、又被作者自己拆开的实验室。伯格 1960 年代的预测以西欧为样本，1999 年的撤回以全球南方和美国为反例。五旬节派的人口账不能直接当反证，因为它测量的是归属与会员，不是“现代化失败”。真正被削弱的是“信仰将随工业化和教育同步消失”这一整包说法。
• 宗教与世俗化：制度分化在二十世纪多数国家确实发生了：民法、公立学校和医院不再由单一教会签发执照。同一过程并不阻止宗教组织进入政党、媒体和慈善。卡萨诺瓦的西班牙、波兰、巴西与美国案例说明，公共宗教可以与分化并存，前提是宗教行动者接受世俗领域的自主。二十世纪提供的不是宗教消失，而是职权被拆开之后的再进入。
• 自由：《信仰自由宣言》把不受强制的崇拜写成教会承认的公民权利，距离特伦托对异端的司法想象已经很远。它针对的是现代国家的刑罚权，而不是宣布所有教义同等为真。二十世纪的反面是无神论政权的禁令和若干新国家的国教条款。自由在这里是可检查的法律安排：能否公开退出、能否办学校、能否拒绝礼拜而不失去户籍。
• 马克思：国家无神论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做成文化政策，用学校、出版许可以及拆毁建筑来执行。结果并不统一：苏联后期的地下礼仪、波兰教会在反对威权中的角色、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登记与未登记场所并存，都说明镇压改变的是公开性，不一定是需求。把马克思的批判写成二十世纪宗教史的总公式，会把皮尤账本里的生育率项整个删掉。

• 世俗化争论：二十世纪提供的不是判决书，而是分轨证据。西欧低出席、美国高归属与全球南方的五旬节扩张可以同时为真，前提是不再要求一条定律覆盖全部。伯格的自我修正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改信宗教”，而是因为他承认样本误差可以摧毁理论的世界史野心。卡萨诺瓦进一步要求：先分开分化、私人化与信仰下降，再决定哪一条在哪个国家发生。没有这种拆分，二十世纪只会被写成情绪化的兴衰故事。

参考文献#

• O'Malley, John W. What Happened at Vatican I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Christianity: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 2011.
•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 2010–2050. 2015.
• Casanova, José.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Martin, David. Pentecostalism: The World Their Parish. Blackwell, 2002.
• Anderson, Allan. 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延伸阅读#

• Berger, Peter L., ed.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Eerdmans, 1999.
• Taylor, Charles.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Ramet, Sabrina P. Nihil Obstat: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East-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