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 返回世俗化
世俗化近代至当代约 17 分钟阅读

无神论与非宗教

Atheism and Nonreligion

无神论非宗教无归属不可知论

皮尤研究中心 2023–24 年美国宗教景观调查给出一组容易被误读的数字:约 29% 的成年人无宗教归属;其中无神论者约 5%,不可知论者约 6%,其余约 19% 选择“没什么特别的”。多数“不信教”的人并没有加入无神论协会。他们不进堂,不一定否认一切超自然,也不一定反对别人进堂。无神论、不可知论、无归属、国家无神论和“精神但不宗教”,在问卷、法律和自我叙述里不是同一个位置。把它们压成一句“上帝死了”,会同时得罪哲学史和人口学。本条目把无神论当作可辨识的命题态度与组织史,把非宗教当作更宽的生活安排与测量问题;两者相交,却不可互相替代。

破除误解

  1. 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把无宗教归属写成无神论。

    实情归属是会籍语言,来自教会、清真寺、寺庙是否把你算作成员。无神论是关于神是否存在的命题态度。一个人可以没有会籍却烧香,也可以有会籍却在私下说自己不信。皮尤 2023 年《测量中国的宗教》指出:以正式归属计,中国成年人约九成可被标成无归属;改问祭祖、进庙和风水,实践立刻高出一截。杨凤岗 2006 年的红、黑、灰市场模型进一步说明,大量实践根本不出现在合法登记里。

  2. 误解第二个误解,是把近代无神论写成科学的自然产物。

    实情十八世纪的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1770)是哲学唯物论;费尔巴哈 1841 年把神看成人类本质的投射;马克思 1844 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写“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紧挨着的句子是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情感”。批判的是苦难的表达形式,不是一份实验室报告。尼采的“上帝死了”是价值地基的诊断。这些文本可以被无神论者征用,它们自己并不等于“科学已证明无神”。

  3. 误解第三个误解,是把 2000 年代的“新无神论”媒体浪潮当成无神论的全部历史。

    实情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错觉》(2006)等书把宗教写成认知错误与公共危害,在英语市场取得高销量,也把辩论收成对抗性的电视造型。宗教研究需要记录这场浪潮的出版与受众,不必接受它的布道口气,更不必把它倒过来写成道德堕落。更长的历史里还有国家无神论:苏联 1925 年成立的战斗无神论者同盟、阿尔巴尼亚 1967 年起的公开禁教,用行政手段生产“不信”。那是政治工程,不是哲学结论的自行实现。

  4. 误解第四个误解,是把“精神但不宗教”(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直接写成无神论的过渡站。

    实情许多人拒绝会籍与教义考试,仍保留死后延续、气场、命运或冥想疗愈等信念;另一些人则明确否定超自然,却继续参加文化节日。把中间地带强行推入无神论或“尚未觉醒”的宗教,都会扭曲问卷与民族志。非宗教研究要先记下人们实际做什么、与谁来往、用什么词自我介绍,而不是先发给他们一张形而上学身份证。

  5. 误解第五个误解,是古代无神论与近代无神论可以无缝对接。

    实情希腊化时期的原子论者、卢克莱修的诗,以及中古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里被指控为“否认先知/否认神”的论敌标签,各自嵌入不同的指控制度。近代欧洲的公开无神论,依赖印刷市场、大学教席与逐渐放松的亵渎法;它不是古代怀疑论的自然复活。史家比较的是诽谤罪、出版许可与社团登记,而不是一条“理性终于胜利”的谱系。

核心

先把几个位置分开。无神论否认神或诸神的存在,内部仍有强弱:有人只说“我未见到足够证据”,有人说“神的概念不连贯”。不可知论把问题标成不可知或目前不知。非宗教(nonreligion)是近二十年的研究用语,用来覆盖不以宗教认同组织生活的实践:不参加崇拜、不把道德写成神的命令、但可能仍过圣诞节、仍去墓地。洛伊丝·李 2015 年的《识别非宗教》主张:不信也是一种社会位置,有物质文化、社交网络和道德语言,不能只用“宗教的缺口”来定义。

哲学史上的无神论很少从实验室出发。康德明确拒绝把理论理性的限度写成无神论:他限制知识,是为了给实践理性的道德信仰留出位置。《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把教会看成伦理共同体的可见形式,不是“请所有人停止祈祷”。自然宗教对话里,休谟让斐洛把设计论证打到只剩微弱类比,却仍在文本末尾留下克制的有神论措辞;读者至今争论那是策略还是让步。佛教哲学的若干系统不依赖创造神,却仍有业、轮回与解脱;把“无创造神”直接译成无神论,会把解脱论写成西方论战的战利品。

人口账本上,无归属是增长最快的标签之一,但它的全球份额并不按西欧想象的速度吞掉其他传统。皮尤 2015 年按 2010 年口径估计,无归属约 11.3 亿、占 16.4%;中位预测到 2050 年人数略增、份额降至约 13.2%,关键机制是年龄结构与生育率。世界价值观调查把“上帝的重要性”做成 1 到 10 的尺度,英格尔哈特 2020 年据此看到 2007–2019 年前后多数被调查社会的下降。诺里斯与英格尔哈特把下降连到存在安全。菲尔·扎克曼 2008 年写丹麦与瑞典:大量人口很少进堂,社会信任与福利仍高。这类社会提供的是低实践、低敌意的非宗教,而不是战斗无神论的样板。

“文化宗教”与无归属之间的灰色地带,在葬礼与节日上最清楚。许多人一年只在圣诞节或清明出现在仪式空间,平时既不祈祷也不否认神;问卷若只给“信/不信”二元,就会把他们硬推到某一侧。欧洲若干国家的教会税退出、美国的“不选教派”上升,改变的是财政与会籍,不一定同步改变超自然信念的分布。史家与社会学家若共用“世俗化”一词而不拆指标,争论就会在错位的靶子上打转。

国家无神论必须单独记账。它把不信写成公民美德,用学校、青年组织和拆毁或改用宗教建筑来改变可见景观。效果并不等于信念普查:地下仪式、家庭传续和移民回流会在管制放松后重新出现。反过来,自由民主里的无神论组织往往规模很小,影响主要在出版、诉讼和学校课程辩论。法律上的关键句通常不是“无神论是否为真”,而是自由是否包括不参加崇拜、不宣誓信神、以及公开批评宗教而不失去公职的权利。

组织化无神论与日常非宗教是两条不同曲线。十九世纪的世俗协会、自由思想者团体与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联盟,留下章程、报刊与诉讼档案;它们的会员数往往远小于问卷里的无归属人口。多数“不进堂”的人并不订阅无神论杂志,也不把否定句当成身份徽章。科林·坎贝尔 1971 年已提醒:不信需要自己的社会学,不能只当宗教社会学的负片。当代研究进一步观察葬礼选择、婚礼仪式外包、儿童道德教育用语,以及网络社群如何提供“同类人”的可见性——这些才是非宗教的物质文化。

代际与教育梯度经常被写成“现代化必然无神论”的证据,但机制更细。高等教育相关的无归属上升,可能来自社会网络同质化、延迟婚姻、以及对制度宗教丑闻的反应,而不等于哲学课直接生产无神论者。移民社会里,第二代的归属流失与第一代的高实践可以并存;“文化天主教/文化伊斯兰”标签则显示:节日、饮食禁忌与婚礼仍可在低教义承诺下运转。把教育年限当成无神论的充分条件,会重复把西欧特殊路径写成世界公式的错误。

性别与生命历程同样改写账本。若干欧美调查显示,男性自我报告无神论的比例高于女性,但差距随队列变化;育儿阶段可能暂时提高仪式参与,丧偶与迁徙则可能切断堂区联系。非宗教不是一个稳定的人格类型,而是随住房、伴侣、医疗决策与葬礼安排而进出的位置。研究设计若只拍一次横切面,容易把暂时退出写成永久改宗。

无神论的公共形象还受“可见性政治”塑造。诉讼、畅销书与名人出柜式宣告,会提高无神论在媒体中的能见度,却可能让局外人高估其人口份额;反之,在亵渎法仍严、公职需要宗教证明的社会,沉默的不信会被系统性低估。测量误差因此不是技术细节,而是权力效果:谁敢在问卷上勾选、谁必须在葬礼上表演归属,都会进入最终比例。比较各国无神论比例,若不校正法律风险与污名强度,数字会假装中立。

争议

争议之一是分类政治。有些无神论者拒绝“非宗教”这个伞称,认为它把命题态度稀释成生活方式。有些研究者反过来认为,继续用无神论当总标签,会把东亚的实践空白和欧洲的文化基督教错误地写成同一支哲学。问卷设计本身在做哲学:多一个“没什么特别的”,无神论的比例就会下降。

争议之二是公共理性。哈贝马斯 2001 年“信仰与知识”讲演提出后世俗社会:世俗公民不能再把宗教语言当成未完成的理性。这不是请无神论者改宗,而是要求翻译。批评者认为,翻译义务不对称,宗教可以进入议会,无神论的否定句却仍被当成失礼。支持者认为,人口事实已经排除“宗教将自行退场”的等待策略。

争议之三是道德恐慌与反恐慌。把无神论写成二十世纪暴行的原因,和把宗教写成一切暴行的原因,是同一类单因子史学。暴行有组织、武器和意识形态,无神论或有神论都可以被写成动员语言。更干净的做法是问:具体制度如何惩罚异见、如何奖励告密、如何处理儿童教育和墓地。这些机制比“有没有神”更能比较。

争议之四是“新无神论”之后的学术分工。宗教研究可以把 2000 年代的畅销书与辩论节目当作媒体史对象:受众、畅销机制、与反恐话语的共振。哲学与自然科学则继续处理设计论证、恶的问题与意识理论——那些问题并不因电视台造型而消失。把学术条目写成反道金斯或拥道金斯的续集,都会把证据层与论战层焊死。更有用的做法是:分别记录出版数字、诉讼案例与问卷变化,再单独处理论证效力。

争议之五关乎东亚与“无神论”标签的错位。儒家礼仪、民间信仰与佛教实践长期不以“是否信仰一位创造神”为入门门槛;国家无神论时期的宣传又把“迷信”做成行政类别。于是问卷上的无归属、官方的无神论教育和家庭里的祭祖可以同时为真。杨凤岗的灰市场模型提醒:大量实践不进入合法登记,也不进入战斗无神论的胜利叙事。跨文化比较必须先翻译“神”“教”“信”在当地行政与日常里的用法,再谈比例。否则“中国无神论者最多”一类标题,只是把行政无归属误写成哲学人口学的金牌榜。

最后还有一层常被忽略的职业与空间分布:医疗、工程与部分自然科学职业中的无归属比例可能偏高,但同行评议规范禁止把职业分布直接写成“科学证明无神”。城市租金、迁徙与单身比例同样塑造堂区联系。无神论与非宗教的解释若只停留在观念史,会漏掉住房与劳动时间这些庸常变量。

跨域连接

  • 马克思:鸦片隐喻的上下文是苦难、抗议和德国法哲学,不是实验室无神论。把这句话摘成反宗教口号,会丢掉他对宗教作为喘息与控诉的分析。后来的国家无神论征用了语气,却很少保留对阶级结构的耐心。把马克思读成实验室无神论的先驱,是二十世纪宣传的合并,不是 1844 年文本的结构。
  • 尼采:“上帝死了”不是庆祝,而是宣布颁布价值的旧机关停摆。无神论若只完成否定,下一步仍要面对虚无主义:善恶由谁来写。当代非宗教人群大量转向心理治疗、人权话语和民族记忆,正是在寻找替代的颁布者。非宗教研究记录这些替代权威的制度化,而不预设它们比旧权威更“理性”或更“虚伪”。
  • 康德: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把神、自由与不朽做成实践理性的设准,而不是理论知识的对象。这既挡下自然神论的僭越,也挡下把无神论写成科学定理。近代欧洲许多“文化基督徒”其实住在这片中间地带。把康德式限度直接翻译成无神论问卷选项,会抹掉实践理性设准与命题无神论之间的距离。
  • 自然宗教:休谟把设计类比的资格限缩到经验所能支撑的范围。怀疑论可以通向克制的有神论,也可以通向不再提问;两条路都不是电视辩论里的必胜句。非宗教研究需要这份克制,以免把问卷选项写成形而上学。怀疑的强度可以很高,同时拒绝对“宇宙无意义”做全称宣告——这种克制在经典文本里比在电视辩论里更常见。
  • 佛教哲学:若干系统分析苦与无我,并不把人格创造神当作必要前提。用有神/无神的西方对垒去登记佛教,会把业与解脱错译成无神论的东方证据。比较无神论必须先问:被否定的“神”在对方传统里是不是同一个位置。否则“佛教证明无神论可行”就只是把解脱论借去当西方论战的道具。
  • 自由:不信的权利与信的权利是同一条款的两面。若入籍宣誓、公职誓词和学校晨会以神为前提,无神论者的公民资格就会变薄。法律保护的是位置,不是任何一方的形而上学胜利。无神论者争取的往往是消极自由——不被强迫宣誓;有神论少数派争取的常常是同一条款下的公开实践权。两条诉讼可以共享法理,却在政治动员里互相敌视。

参考文献

  • Marx, Karl.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1844.
  • Nietzsche, Friedrich.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1882; expanded 1887.
  • Kant, Immanuel.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1793.
  • Lee, Lois. Recognizing the Non-religious: Reimagining the Secul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Yang, Fenggang. "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7(1), 2006, 93–122.
  • Pew Research Center. Religious Landscape Study. 2007; 2014; 2023–24.
  •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 2010–2050. 2015.
  • Pew Research Center. Measuring Religion in China. 2023.
  • Norris, Pippa, and Ronald Inglehart.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Inglehart, Ronald. "Giving Up on God: The Global Decline of Religion." Foreign Affairs, 99(5), 2020, 110–118.
  • Haerpfer, Christian, et al., eds. World Values Survey: Round Seven – Country-Pooled Datafile. 2022.

延伸阅读

  • Campbell, Colin. Toward a Sociology of Irreligion. Macmillan, 1971.
  • Zuckerman, Phil. Society without God: What the Least Religious Nations Can Tell Us about Content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 Bullivant, Stephen, and Michael Ru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the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Habermas, Jürgen. "Glauben und Wissen." 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 address, 2001.
  • Dawkins, Richard. The God Delusion. Bantam Press, 2006. 作为 2000 年代媒体浪潮的样本,而不是本条目的立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