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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近代至当代约 16 分钟阅读

公民宗教

Civil Religion

公民宗教国家仪式神圣民族主义

1961 年 1 月 20 日,约翰·肯尼迪在就职演说里说,他刚刚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誓,誓言是将近一百七十五年前先辈规定的。1967 年,罗伯特·贝拉在《代达罗斯》发表《美国的公民宗教》,把这类句子从修辞习惯提升成分析对象:美国公共生活里有一套不依附特定教派、却仍调用上帝、拣选、牺牲和审判的仪式语言。总统就职、阵亡将士纪念日、开国文献中的神义修辞,构成一种国家层面的神圣秩序。它不是某教会的教义问答,却能让人流泪、宣誓和送葬。

破除误解

公民宗教不是“美国特有的基督教”。贝拉一开始就强调,就职演说里的上帝通常不提耶稣,以便让不同新教、天主教和犹太传统的听众都能进入仪式。它更接近共和国的神圣外壳,而不是堂会章程。把所有爱国仪式都写成隐蔽的教会,会看丢它真正的功能:给政治共同体提供超越党派任期的正当性和牺牲意义。

  1. 误解第二个误解,是把它等同于神权政治。

    实情神权政治让宗教法直接成为公法;公民宗教通常承认民法、选举和多元教派已经存在,只是在这些之上再铺一层国家神圣。卢梭 1762 年《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八章讨论 religion civile 时,要的是对契约、法律与宽容的公共信条,并明确排除不宽容的教会独占。后来的国家实践常常比卢梭更含混:同一套仪式可以支持宪政,也可以给战争动员镀金。

  2. 误解第三个误解,是以为世俗国家已经把神圣清空。

    实情宗教与世俗化所记录的分化,处理的是学校、法庭和户籍不再由教会任命。国旗、烈士墓、宪法纪念日常常在分化之后接管了神圣的位置。涂尔干若只被读成“宗教将随分工消失”,就会看不见他自己的定义所允许的事:社会可以继续崇拜自己的象征。

  3. 误解第四个误解,是把公民宗教写成“精英发明的假宗教”,仿佛人民只是被动观众。

    实情贝拉关注的修辞确实常出自总统与法官,但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献花、入籍仪式的集体朗读、地方高中的国旗礼仪,需要基层重复才能生效。没有自愿或半强制的身体参与,神圣外壳会变成演讲稿存档。反过来,也不能把一切群众爱国热情自动升格为公民宗教:缺少超越现任统治者的审判语言与牺牲日历,热情可能只是派对或恐慌。

与“宗教政治化”混为一谈也是常见短路。政党利用教派网络动员选民,属于利益与组织结盟;公民宗教讨论的是政治共同体自身是否被写成神圣对象。两者可以重叠——例如某次竞选把对手说成亵渎国旗——但分析任务不同:前者问谁得到选票与法案,后者问国旗、墓园与开国叙事如何获得不可冒犯性。把二者糊成一词,比较研究就会停在道德指控。

核心

贝拉的观察有一条可检验的机制。当教派多元已经使任何一家教会都无法独占公共权威,国家仍需要语言来谈论牺牲、背叛、重生和应许之地。美国文献里的“上帝”因此被抽薄成一位不属任何教派的至高者:它保佑共和国,审判奴隶制与内战,却不替浸信会或天主教会裁定圣餐。1967 年的论文把华盛顿、林肯和肯尼迪的公共修辞串成一套经课——出埃及、应许、十字架与新生——用来解释为何内战墓园比任何单一教派的节日更能动员全国。

卢梭的版本更硬,也更危险。他列出的公民信条包括神的存在、来世赏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以及禁止不宽容。谁不信这套最低教义,可以被驱逐;谁公开承认却表现得不信,可以被处死。这是十八世纪共和派对内战记忆的回答:没有共同神圣,契约只是利益联盟。现代宪法多数拒绝卢梭的刑罚条款,却仍保留他的问题:多元社会用什么来为法律献祭。

其他社会有不同的外壳,不必硬套美国名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 1905 年政教分离法把公共学校变成共和国的礼拜堂,理性、祖国和人权占据祭坛位置;这是反教权的公民宗教,不是无仪式。帝制中国的郊祀、孔庙释奠和历法,把天、圣人和农时绑在王朝正当性上;孔子在这里首先是国家祀典的对象,其次才是私人伦理教师。日本直到 1945 年的国家神道,则把神社体系写成超教派的忠孝装置。名称各异,结构相近:政治共同体借用神圣的不可冒犯性,来稳定边界与牺牲。

柏拉图《法律篇》里的城邦神学已经碰到同一问题:立法者需要诸神来担保誓言,又害怕诗人把诸神写成不义。公民宗教的现代争论,仍是这场古老紧张的共和版。贝拉 1975 年在《破裂的圣约》里变得悲观: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公民宗教的道德预言能力被他自己怀疑。概念一旦进入比较,就必须允许失败、分裂和讽刺——超级碗广告里的国旗,并不自动等于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

经验研究提醒:公民宗教的强度不能用教堂出席率代替。世界价值观调查长期询问对军队、警察、议会的信心,以及是否愿意为国而战;这些项目与“上帝的重要性”相关,但不是同一条轴。皮尤 2018 年西欧调查里,大量受访者仍把基督教当成文化遗产,同时很少进堂:文化基督教可以给国旗和节日供词,却不再给教会供人。美国 2023–24 年宗教景观调查中,无宗教归属者已约 29%,可是就职演说和阵亡将士纪念日并未改成纯行政通知。神圣外壳的寿命,可以长于教派会员簿。

贝拉后来把美国故事说成圣约:建国是应许,内战是审判,二十世纪中叶的民权语言是一次自我纠正的先知运动。这个讲法有文献依据,也容易把失败写成尚未完成的救赎。比较研究更稳妥的做法,是把圣约叙事当成一种公民宗教的文类,而不是当成该国历史的真实结构。

贝拉 1967 年论文的力量,在于把熟悉到几乎听不见的句子重新变成问题。就职演说为何要提上帝?纪念演说为何要把阵亡写成献祭?开国文献为何需要天意或造物主来为权利背书?他的回答不是心理学的“人需要安慰”,而是社会学的:多元教派社会仍需要一套可共享的正当化语言,而这套语言借用了圣经叙事的外壳却抽掉了教派教义的牙齿。抽薄不是无害的。它降低了教派内战的风险,也把无神论者与非亚伯拉罕传统推到仪式门槛之外——这正是后来批评的起点。

比较历史上,革命政权尤其擅长制造公民神圣。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崇拜与最高主宰崇拜、苏联的列宁陵寝与革命日历、中国近现代的国耻叙事与烈士纪念设施,都在极短时间内重写了哪些死亡算牺牲、哪些日期必须停课。无神论词表并不妨碍香火般的排队与献花。区别往往在强制梯度:缺席是行政过失、道德污点,还是犯罪。卢梭设想的刑罚条款,在现代国家里很少原样出现,却以职业处分、社交死亡与安全审查的形式部分复活。

涂尔干的集体亢奋为公民宗教提供了微观机制:集会、节奏、共同对象使普通人感到有比自己更大的力量在场。国庆阅兵与教堂礼拜可以共享这种形式法则,却绑定不同的合法暴力来源。分析者若只说“都是宗教”,会失去对军队、税收与刑法的敏感;若只说“都是政治宣传”,又会看不见为何宣传必须借用神圣的不可玩笑性。公民宗教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强迫研究者同时阅读仪式学与宪法学。

美国案例之所以被写得最多,部分是因为材料密集:就职演说文本、最高法院意见中的神义修辞、内战与民权运动的布道式政治语言都容易取样。风险是把特例写成范本。菲利普·戈尔斯基等人试图把清教徒圣约、共和实验与先知批判串成更长的美国叙事,这有助于历史化,也可能重新神化。更稳妥的比较策略,是把美国当高分辨率样本,而不是当公民宗教的定义本身。法兰西的共和世俗、土耳其的国家仪式、印度的共和国日与宪法前言中的神圣语汇,各自提供不同的薄/厚神圣配方。

经验指标上,公民宗教强度与教派虔诚度可以背离。一个低礼拜国家仍可能有极强的战争纪念文化;一个高出席社会也可能拒绝国家崇拜。世界价值观调查里“愿为国而战”与“上帝很重要”的相关系数因地区而异,提醒我们不要用单一宗教性量表预测公民神圣。皮尤在西欧观察到的“文化基督教”——身份保留、实践稀薄——尤其适合给国旗与节日供词:它提供象征库存,却不一定提供神职人员来主持国家神学。美国无归属人口上升后,就职仪式并未改成纯契约宣读,说明外壳可以滞后于会员簿,也可以主动选择继续征用稀薄的超越词。

争议

最大的批评是排除。抽薄的“上帝”对无神论者、许多佛教徒、以及不愿把共和国写成神圣的人仍是门槛。贝拉自己承认新教文化的底色。女性主义与种族研究则指出:烈士谱系、开国之父和“家园”隐喻,往往把女性、奴隶后裔和原住民写成配角或威胁。公民宗教可以整合,也可以把异议者写成亵渎者。一旦政策分歧被翻译成对旗与墓的不敬,妥协就变成背叛。

第二条批评来自比较:这个词会不会把一切爱国主义都写成宗教,从而什么都解释了、什么都没解释。有用的标准应当包括:是否有仪式日历、是否有牺牲叙事、是否把法律写成不可冒犯、以及是否调用超越现任统治者的审判者。缺这些要素,就只是宣传。多了排他性教义与神职人员任命权,它又滑向国教。

第三条是规范争论。有人认为自由民主需要这层薄神圣来培养牺牲;有人认为自由恰恰要求国家不要扮演教会。两条立场都有制度后果:学校晨会是否宣誓、入籍仪式是否提上帝、战争纪念是否允许和平主义者缺席。宗教研究可以描述这些安排如何运作,不必替共和国选择神学。

苏联的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和反殖民国家的独立日阅兵,说明无神论政权也可以经营公民神圣。区别不在有没有上帝一词,而在谁有权规定日历、谁必须出席、缺席是否被写成政治问题。把公民宗教限定为“美国那一套带上帝的演说”,会把最需要比较的国家仪式排除在视野之外。

关于贝拉本人前后期的张力,也构成次级文献争论。1967 年的论文相对肯定公民宗教的整合与自我批判潜能;1975 年《破裂的圣约》则强调背约、审判与失败。读者若只引用前一篇的乐观句子,会把概念写成美国例外论的学术版;若只引用后一篇的悲观,又会忽略他仍认为共和国需要某种道德语言。把作者生平情绪当理论真值,不如看他使用的文本证据:哪些演说被纳入“经课”,哪些被排除,排除规则是否自洽。

全球化与移民社会给公民宗教出了新题。入籍仪式要不要保留上帝?公立学校的效忠誓词如何对待良心拒绝?多宗教城市的烈士纪念碑刻谁的经文?这些问题不能靠“更加包容的隐喻”自动解决,因为包容本身会改变神圣的浓度——薄到人人可进时,也可能薄到无人愿死。反向的加厚策略——把某一多数传统直接升格为国家灵魂——则重新制造国教风险。当代争论的实质,常常是浓度调节,而不是有无仪式。

最后还有学术政治:公民宗教概念是否掩护了国家对暴力的美化?批评者认为,把阵亡写成献祭,会让战争责任变得难以追问。辩护者则认为,没有共享的牺牲语言,自由社会难以维持公益与兵役。宗教研究不必加入合唱团,但应标明:概念工具会改变可见性。使用“公民宗教”一词,会让国旗突然显得像图腾;拒绝该词,又可能让同样的仪式沉回“只是习俗”。选择本身已经是分析姿态,需要在导言里坦白。

跨域连接

  • 涂尔干:神圣是被集体加上特殊强度的事物,国旗与烈士墓完全符合这一定义。公民宗教把社会对自身的崇拜写进国家日历,而不必经过一位人格神。划界困难也在这里:球赛与国庆若共用亢奋,分析者必须说明哪一种亢奋绑定了合法暴力。
  • 宗教与世俗化:分化把教派赶出法庭之后,神圣并未蒸发,而是迁到民族符号上。公民宗教是迁徙后的落点之一,不是世俗化失败的反证。真正要问的是:迁过去的神圣还受不受法律约束。
  • 孔子:释奠、谥号和祭天把道德哲学接进王朝祀典,使“礼”成为公共秩序而不是私德选修。这是一套不以教会会员制运作的公民神圣。比较时不要急着把它译成美国式的上帝修辞,而要看谁主持祭祀、谁被排除在外。
  • 柏拉图:城邦需要诸神担保誓言,又必须审查诸神的故事,以免不义被写成神圣。立法者对神话的不放心,是公民宗教最早的理论焦虑。当代国史教科书与战争电影,仍在做同一项编辑工作。
  • 自由:一层薄薄的国家神圣可以支持守法,也可以把良心异议写成亵渎。信仰自由若不包括不参加公民崇拜的自由,公民宗教就靠近卢梭的刑罚条款。就职演说里的上帝因此不是无害装饰,而是一条可争议的门槛。
  • 无神论与无宗教:无神论政权与无宗教人口并不自动取消公民神圣;他们往往改写词表,把历史必然、人民与革命写成新的超越。真正的分水岭是强制出席与叛教惩罚,而不是演讲里有没有“上帝”二字。美国无归属者上升与就职演说继续征用上帝,可以并存,说明外壳与会员统计不同步;苏联烈士崇拜则说明无神论也能经营香火。把无宗教当成公民宗教的天然溶剂,是把身份调查误当成仪式学。

参考文献

  • Bellah, Robert N.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Daedalus, 96(1), 1967, 1–21.
  • Bellah, Robert N. The Broken Covenant: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Seabury Press, 1975.
  • Rousseau, Jean-Jacques. Du contrat social. Amsterdam, 1762. Book IV, ch. 8.
  • Durkheim, Émile.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Paris: Alcan, 1912.
  • Pew Research Center. Being Christian in Western Europe. 2018.
  • Pew Research Center. Religious Landscape Study. 2023–24.
  • Haerpfer, Christian, et al., eds. World Values Survey: Round Seven – Country-Pooled Datafile. 2022.

延伸阅读

  • Cristi, Marcela. From Civil to Political Religion: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Religion and Politics.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 Bellah, Robert N.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Asad, Talal.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Gorski, Philip S. American Covenant: A History of Civil Religion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