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
Applied Anthropology
1946 年，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出版。书的材料不是她在日本的长期居住，而是战时美国政府资助的“远方文化”研究：访谈侨民、读文献、写给决策者看的国民性报告。应用人类学的档案里，这类委托从一开始就在场。学科可以服务社区，也可以服务国家。差别必须写在委托方、资金和交付文本上，不能写在“应用”这个形容词的自我感觉里。
应用不是理论的降级版。它是一种把民族志能力接到具体制度上的职业实践：公共卫生、教育、移民、文化遗产、发展项目、诉讼咨询。能力可以被不同主人租用。
破除误解
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把应用人类学写成二战之后才有的慈善事业。实情美国人类学会的成员在战争期间进入战略情报局、战争信息办公室和其他机构。国民性研究是其中最著名、也最被后来批评的产品。应用的历史与国家动员的历史缠在一起。
误解
第二个误解，是把“应用”等同于“对当地人有好处”。实情发展项目里的人类学可以减少误伤，也可以让搬迁、市场化和监测变得更有效。阿尔图罗·埃斯科瓦尔 1995 年的《遭遇发展》把发展本身写成一种知识与权力装置。人类学家进入项目，并不自动站在装置外面。
误解
第三个误解，是把美国人类学会的伦理原则当成已经解决利益冲突的保证。实情2012 年《职业责任原则》强调不伤害、诚实、知情同意、以及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原则是职业共同体的公开承诺，不是对雇主的否决权。当雇主是国家、公司或国际组织时，原则会与合同条款摩擦。摩擦是应用工作的常态。
国民性研究及其批评
玛格丽特·米德 1942 年的《保持你的火药干燥》把美国文化写成可动员的国民性格。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把日本写成耻感、等级与矛盾美学的配置。杰弗里·戈勒和其他作者为政府写过类似文本。这些研究的条件是：对象社会无法被常规田野进入，研究者用二手材料和文化模式理论去填补。
事后的批评集中在三层。第一层是证据：没有在场的观察，模式容易变成性格学。第二层是政治：文本的第一读者是战争与占领当局，分析范畴会被政策使用。第三层是理论：把文化写成国民的单一性格，重复了本条目开头反对过的盒子隐喻。见 什么是文化。
批评不应抹掉档案事实。这些文本影响了占领政策的想象，也进入了大众读物。应用人类学若不肯阅读自己的战时档案，会把后来的伦理原则写成无历史的清白。国民性研究是必须被当成文本来读的先例：它表明，文化理论一旦被写成给国家的简报，简洁会压过内部分歧。
发展人类学：进入项目之后
战后的发展工业需要能把“社区”翻译成可管理单位的人。人类学家进入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和各国的乡村项目，做搬迁影响、参与式评估、性别分析和监测。迈克尔·塞尼亚等人把非自愿搬迁的社会风险写成可用的政策语言，是应用工作影响制度的一个例子。翻译的代价是：生活世界必须被改写成指标。
埃斯科瓦尔的批评把发展看成生产“第三世界”的话语。詹姆斯·斯科特 1998 年的《国家的视角》从另一侧写：简化的清晰是国家治理的条件，也是灾难的条件。应用人类学家常常处在中间：既要让项目看见它本来看不见的关系，又要提供项目能够消化的表格。中间位置不是中立。看见之后，项目可能修改设计，也可能把新看见的关系编进更高效的干预。
索尔·塔克斯的“行动人类学”提供另一条谱系。他主张研究者与社区共同定义问题，知识生产服务于对方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远程机构的评估周期。行动人类学不是万能替代。它在资金、发表和职业晋升上更难存活。但它标明：应用内部存在方向相反的委托结构——一种向上对机构负责，一种向下对合作者负责。两种都要被归因到具体项目，不能用“应用”一词互相抵消。
美国人类学会伦理：能管住什么
AAA 的伦理文本经过多次修订。1971 年的原则受到越南战争、泰国项目争议和卡梅洛特计划记忆的压力。2000 年代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期间，关于人类学家是否应嵌入军队的争论再次打开。2012 年原则把“不伤害”放在显著位置，同时承认责任可能相互冲突。
原则管得住公开的职业讨论，管不住保密合同。应用工作的常见条件是：田野材料归委托方，发表需审查，合作者不能被写成可识别的批评者。这时，知情同意面对的是双重观众——社区与雇主。社区同意研究者在场，不等于同意雇主使用材料的方式。应用伦理必须把这层分裂写进协议，而不是事后在致谢里抱歉。见 当代人类学。
诉讼咨询是另一条应用路径：土地权利、文化遗产、环境损害。人类学家的报告会进入证据。位置性在这里变成交叉询问的对象。职业协会的原则帮不上法庭，帮得上的是方法是否可核对、利益关系是否披露。
代价与争议
应用工作被学院派批评为放弃理论。这个批评有时只是地位焦虑。更严肃的问题是：交付周期会强迫早熟的结论。三个月的评估写不出怀特那种街角结构，却可能决定一笔搬迁补偿。时间尺度不匹配，是结构性风险，不是个人懒惰。
反向的风险是把应用写成唯一正当的人类学：不直接有用就不道德。基础研究——称谓、地层和交换范畴——并不立刻变成项目产出，却构成应用能够使用的比较语言。抽空基础研究，应用会只剩下管理术语。
把案例写清楚，才能避免“应用”变成空形容词。本尼迪克特的委托方是战时美国政府，交付物是给决策者阅读的国民性文本，后果落在占领想象上。塞尼亚的搬迁模型进入世界银行的保障政策语言，付钱的是发展机构，读报告的是项目官员，承担搬迁的是被移动的人。塔克斯的行动人类学把问题定义权交给合作社区，资金和发表都更难，方向却相反。三种都是应用，不能互相抵消。
最尖锐的争议仍是服务对象。同一套访谈技术，可以用来让卫生项目少伤害，也可以用来让治安项目更精准。技术没有道德极性，委托有。本条目的要求是：写任何应用案例，都写清谁付钱、谁读报告、谁承担后果。不写这三项，应用叙事就是广告。
跨域连接
- 研究伦理与位置性：应用把位置性从论文附录变成合同条款。雇主、社区和职业协会是三套问责。只向其中一套负责，另外两套就会变成盲区。伦理讨论若停留在感受，会漏掉资金来源这个最硬的位置。战时国民性研究的第一读者是政府，发展项目的第一读者是出资机构；位置不写进方法，报告就会假装自己只是翻译管。
- 知情同意：医学同意处理的是个体患者与临床风险。应用人类学的同意还要处理集体代表、资料二次使用和不可预见的政策读者。签字时刻无法覆盖项目三年后的用途。同意必须被写成可再协商的过程。社区同意研究者在场，不等于同意雇主把访谈写进搬迁方案；两层观众必须在协议里分开出现。
- 民族志：应用常把民族志压缩成快速评估。压缩会丢掉矛盾和沉默，而政策最需要的往往正是这些。民族志的严谨标准——观察与解释分开、当天整理笔记——在短周期项目里最容易被牺牲，也最不该被牺牲。三个月可以画出一张利益相关者图，却画不出怀特那种需要一个赛季才能看见的地位结构。
- 布迪厄：应用报告本身是一种文化生产：它把地方知识兑换成机构能够承认的资本。谁能写这种报告，谁就占据翻译位置。反思社会学提醒：应用者不是管道，而是场上的行动者。报告的范畴、图表和“可执行建议”，都在生产一种被机构误识为中立的支配形式。
- 什么是文化：发展项目常把“文化障碍”写成可清除的变量。文化在这里被降成执行摩擦，而不是一套可核对的制度与分类。应用写作若沿用这套降级，会把雇主的问题定义偷运成田野发现。必须把雇主范畴和分析范畴分开署名。
参考文献
- Benedict, Ruth.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Houghton Mifflin, 1946.
- Mead, Margaret.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William Morrow, 1942.
- Escobar, Arturo.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2012.
- Cernea, Michael M. "Risks, Safeguards and Reconstruction: A Model for Population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In Risks and Reconstruction, edited by Michael M. Cernea and Christopher McDowell. World Bank, 2000.
延伸阅读
- Rylko-Bauer, Barbara, Merrill Singer, and John van Willigen. "Reclaiming Applied Anthropology: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8, no. 1 (2006): 178–190.
- Nader, Laura. "Up the Anthropologist: Perspectives Gained from Studying Up." In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edited by Dell Hymes. Random House,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