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
What Is Culture
1871 年,伦敦的约翰·默里出版社推出爱德华·泰勒的两卷本《原始文化》。开篇那句后来被抄进无数教材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取其广泛的民族志含义,是一个复杂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其他能力与习惯。
泰勒把两个词用 “or” 并列:culture 或 civilization。他不是在给歌剧院写广告,而是在给当时的民族志材料找一个可比较的容器。书名里的 Primitive 是那个时代的术语,不是对在世人群的鉴定。读者要核对的是他如何操作这个容器,而不是把书名当成世界属性。
破除误解
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把文化当成高雅修养:会不会听交响、认不认名画、讲话是否“有文化”。实情德语里的 Kultur 曾长期带着教养与民族精神的意味。泰勒故意走另一条路:他把习俗、法律和谋生技术一并算进去,让耕田、禁忌和法庭程序都成为同一类习得事项。教养是文化的一种评价,不是文化的定义。
误解
第二个误解,是把文化写成一个民族密封的盒子:有边界、有本质、人人共享、代代原样传递。实情这种盒子方便旅行手册和人口普查,却经不起现场。同一座城里的人会为葬礼该怎么办吵架;同一个人会在衙门、市场和家里调用不同规则。文化若有用,它必须能被写成可观察的实践、范畴和制度,而不是写成血液里的性格。
误解
第三个误解,是把泰勒那份“复杂整体”重新装回单线阶梯:蒙昧、野蛮、文明,谁在前、谁在后,被当成世界事实。实情泰勒本人确实用进化序列整理材料,摩根的《古代社会》也提供了类似的阶段表。那是解释层的编排,必须归给论者。博厄斯后的人类学把“习得、可传递、可比较”留下来,把阶梯从世界地图上拿掉。删掉“原始”和“进化阶段”之后,句子还能否被称谓表、交换记录或法律文本对质,是本域的检查口诀。
核心:一个词做了太多工作
泰勒定义真正改写学科的那一半,不是“复杂”,而是“获得”。人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东西,被明确写成后天的。头骨形状、肤色和所谓种族禀赋,不再被默认成习俗的原因。这一步已经在为后来的“文化不是种族”铺路。可泰勒同时把各地的信仰与技术排进一条进步时间,于是“习得”和“谁更先进”被缝在同一页上。后来的争论,多半是在拆这道缝。
1952 年,阿尔弗雷德·克鲁伯与克莱德·克拉克洪在哈佛皮博迪博物馆论文系列里发表《文化:概念与定义的批判性评论》。他们不是再下一个更好的定义,而是把已有定义摊开:据他们的汇编,学者已经给出一百六十余条说法,有的强调观念,有的强调行为,有的强调符号,有的强调适应。词还是同一个,工作却不是同一份。评论本身证明:文化不是地里长出来的矿物,而是一套学术与公共行政共用的工具。工具可以很有用,条件是作者交代自己用它来切哪一类证据。
克利福德·格尔茨 1973 年的《文化的解释》把容器改成网。他借用韦伯的意象: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所谓文化,就是这些网;分析文化不是寻找定律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同书收入的厚描论证,借吉尔伯特·赖尔的眨眼:两个人同时快速眨右眼,一张快照分不出抽搐和暗号。民族志要写的不是眼皮运动,而是眨眼进入的公共代码——故意、对着某人、传递特定消息、还可能再被滑稽模仿。文化在这里是可分层的意义结构,不是物品清单,也不是国民性格。
弗朗茨·博厄斯针对的是另一套用法。十九世纪的比较把“弓”“图腾”“外婚”从各地抽出来,按想象中的阶段排队。博厄斯主张历史特殊论:每一个社会的一套做法都有自己的传入、借用、遗忘和发明史,不能先假定全人类走同一条梯子。他并不取消比较,他取消的是无历史的排名。文化从此更常被写成复数:cultures,各有路径,而不是一条文明河流里的上下游。
乔治·斯托金把这段概念史写成学科史,而不是英雄传说。他在 1968 年的《种族、文化与进化》里指出:二十世纪美国人类学里那个反种族主义的“文化”,并不是泰勒原句的自然延长,而是博厄斯一系对泰勒遗产的改制——留下习得与整体,拿掉种族等级和单线阶段。概念看起来像常识,是因为改制已经成功,被学校、博物馆和后来的联合国文件当成背景。常识一旦被当成世界属性,定义斗争就会从书里溜进政策。
行政盒子是另一类定义。博物馆的“文化区”标签、学校课本的“民族文化”、遗产名录上的“文化景观”,都在分配经费、展览柜和合法发言人。它们不回答文化的本质,只分配许可。1950 年和 195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的声明,后来常被用来桥接“文化”与“种族”的公共讨论:生物学上的种族等级站不住,差异被改口写成文化。改口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把礼貌的本质论从皮肤挪到习俗。那条岔路要另文处理,这里只需记住:泰勒式容器一旦进入国际组织的文件,它就不再只是书斋里的词。
汉语里的“文化”同样不是中性翻译。它既可指诗书礼乐,也可在近代被用来对译 culture,再被用来讲“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费孝通 1947 年的《乡土中国》写差序格局,是在描述一套可观察的关系规则:自我为中心向外推的亲疏,而不是给中国人的血液写说明书。把差序格局读成国民本质,和把泰勒的复杂整体读成文明阶梯,是同一种越界:把描述性范畴做成了种族的替身。
操作上更干净的做法,是每次使用这个词时标明工作面。若一篇研究收集的是亲属称谓、礼物流向和仪式时间表,它用的是制度与实践。若它收集的是人们如何解释一次眨眼或一场争执,它用的是意义与范畴。若它收集的是遗产名录、教科书章节和国家节日,它用的是行政分类。三种材料可以相关,却不是同一个命题。用“他们文化就是这样”去解释一切行为,会把待解释项又当成解释项,中间没有可核对的机制。
因此,“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的进步,很少表现为找到最终定义,而表现为更清楚地标注定义的用途与代价。用于比较的工作定义、用于展览的操作标签、用于反种族主义的法律修辞,可以并存,条件是作者不把其中一条偷运成世界的本质。读者核对年份、书名与制度入口之后,应能重做同样的分类实验——哪怕得出不同的边界。
争议
争议的第一线,是文化还该不该充当分析词。亚当·库珀 1999 年的《文化:人类学家的叙述》主张,这个词在公共生活里已经膨胀成什么都能装的盒子,学者最好少用它去“解释”行为。莉拉·阿布-卢格霍德 1991 年的论文《反对文化而写作》走得更远:把人写成“一种文化的成员”,会把内部的争论、迁移和权力压成一幅民俗画。反对者并不否认滥用。他们争的是:若不用某个第二阶范畴,称谓系统、交换记录和仪式历法就无法被并置讨论。废弃单词,不等于材料自己会分类。
第二线是单数与复数。泰勒的 culture 接近人类普遍的习得能力;博厄斯之后的 cultures 强调路径差异。单数便于谈学习、象征和人类的物种能力;复数便于谈历史和权力。危险在两边:单数容易滑回“谁更文明”,复数容易滑回“每个盒子有一种灵魂”。格尔茨的网是地方性的,可他仍用“文化”这个单数词去命名那种地方性。词的语法已经在做理论。
第三线是解释权。谁有权宣布“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是长老、国家民委、旅游局,还是民族志作者?声明本身是社会行动,必须标出说话人、场合和听众。把某一位报道人的句子写成全体的本质,是把一次谈话升级成了物种志。那是解释层的跳跃,不是观察的完成。
跨域连接
- 文化社会学:社会学把文化写成意义如何被生产、分配和按场合调用,而不是一份习俗清单。斯威德勒的“工具箱”与泰勒的“复杂整体”看似都在谈文化,前者追问人们手头有哪些可动用的故事与技能,后者曾把能力与习惯写成社会成员的获得物。两种用法一旦被收成“他们文化就是这样”,都会重新变成循环解释。
- 什么是宗教:泰勒 1871 年同一部书里也给宗教下了最小定义:对灵性存在的信仰。文化与宗教在他的体系里曾被放进同一条进化叙事。后来的描述性研究把两个词都降成工具:一个管习得的实践与意义,一个管神圣分界与制度承认。混用会把祭祀写成“文化特色”,或把婚丧规则写成“还不够宗教”。
- 费孝通:《乡土中国》把差序格局写成可核对的关系规则,而不是中国人的种族心理。他后来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在处理分类政治与历史过程。把这些句子读成“文化本质”,既误会了社会学的问题,也把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拖回盒子模型。
- 布迪厄:文化资本把品味、口音和熟悉感写成可继承、可兑换的资源,而不是国民灵魂。区隔发生在学校、博物馆和餐桌,有调查年份和问卷,可以与“复杂整体”那种笼统容器对照。人类学若只说“文化塑造人”,却不标出哪一种资本在哪一种制度里被兑换,句子就无法被对质。
- 文化不是种族:泰勒强调获得,博厄斯切断阶梯,教科文组织的种族声明把争论带进国际文件。三条线都在阻止把差异写成血统。若“文化”只是更礼貌的种族,1871 年以来的改制就白费了。
参考文献
- Tylor, Edward B. Primitive Culture.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 Kroeber, A. L.,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Vol. 47, No. 1. Cambridge, MA: Peabody Museum, 1952.
-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Stocking, George W., Jr.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 Boas, Franz.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New York: Macmillan, 1911.
- 费孝通. 《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7.
延伸阅读
- Kuper, Adam.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Abu-Lughod, Lila.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edited by Richard G. Fox, 137–162.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1.
- Stocking, George W., 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