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类学

破除误解#

《街角社会》作为文本#

怀特 1930 年代末住进北端。1943 年的第一版把街角青年写成有内部结构的组织：谁有权说话，谁请客，谁在冲突里被指望出面。1937 到 1938 年的保龄球赛季是全书最清楚的实验性段落。队员得分与帮派内部地位高度对应。地位低的人在关键时刻会崩盘。怀特没有把这件事写成天赋差异，而写成声望的公开演练：球道是维持、获得或失去地位的主战场。

这本书后来一再修订。1955 年第二版、1981 年第三版、1993 年第四版，把方法附录越写越长。附录比正文更像一份学科文件：如何进入、如何依赖关键报道人、如何把观察写成可检查的句子。Doc（安杰洛·拉尔夫·奥兰德拉）不是背景人物，而是文本生产的条件。没有他带路，怀特进不去那些谈话。把《街角社会》只当成“城市个案”，会漏掉它作为方法书的后半生。

怀特也留下争议。长期依赖一位报道人，会把那个人的视角写成街区的结构。后来的批评者指出，Cornerville 的女性、家庭内部和教堂生活在书中较薄。这不是要取消这部文本，而是要按文本实际写到的范围来引用它。都市人类学的起点，是一本有边界的书，不是一座城市的全景照片。

汉纳兹：城市是意义与网络#

乌尔夫·汉纳兹 1969 年的《Soulside》写华盛顿一个黑人街区的日常世界。1980 年的《探索城市》则把都市人类学从个案提升为比较问题：城市里的人如何管理陌生人、如何维持角色切换、如何把远距离的关系织进本地生活。汉纳兹不把城市写成乡村的反面，而写成一种社会组织的强度：接触频繁、角色多样、信息密度高。

他后来的跨国研究把同一条问题推到更远。《跨国连接》（1996）关心文化如何在迁徙、媒体和职业网络里被改写。都市人类学若停在“本地社区”，会把城市重新做成封闭村庄。汉纳兹的贡献是坚持：城里的意义系统是开放的，但仍然可以被民族志写成可观察的实践，而不是写成全球化的口号。

这与把城市写成进化终点的老模型相反。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乡民—都市连续统，曾把城市放在连续统的“文明”一端。汉纳兹要求读者把连续统当成一种过时的比较修辞。城里有亲属，村里有市场。差别在制度组合，不在“原始/现代”的人格类型。见 什么是文化。

西蒙内：人作为基础设施#

阿卜杜马利克·西蒙内 2004 年在《公共文化》发表《人作为基础设施》。文章的现场是约翰内斯堡。他要解释的不是“非洲城市失败了”，而是人们如何用协作、借贷、带路、让路和临时协议，把一座被规划文本判定为残缺的城市维持下去。基础设施在这里不是管道和道路的清单，而是人与人之间可调用的能力。

同年的《尚未到来的城市》把这条论证铺成专著。西蒙内写非洲城市的即兴、等待和未完成，不是为了浪漫化贫困，而是为了反对把规划图纸当成唯一真实的城市。2018 年的《即兴的生活》继续追问：当正式工资、正式住房和正式身份都不稳定时，生活如何被拼起来。

把西蒙内读成“非正规经济的文化版”，会再次把 1973 年的分类强加给他。他写的是关系如何成为可通行的设施。摊贩、中介、门卫和住在同一条走廊里的人，构成一张可暂时调用的网。网会断裂，也会被警察、房东和市政工程切断。都市人类学要描述这张网如何被做成、被收费、被摧毁，而不是把它命名为“韧性”然后结束分析。

非正规经济：一个过时的研究装置#

哈特 1973 年的论文有明确对象：加纳城市里那些未被正式雇佣统计覆盖的收入活动。ILO 随后在肯尼亚等地的报告里把 informal sector 政策化。这个装置在当时有用，因为它打破了“失业=无事可做”的错觉。

它很快变成一种懒惰的世界图像：正式对非正式、工厂对街头、国家对缝隙。当代城市里，平台劳动、市政许可、警察罚款和数字支付已经把“非正式”切碎。同一个骑手可能上午有合同、下午没保险、夜里被算法派单。继续用 1970 年代的部门二元论，会把制度生产的不稳定写成群体文化。

更稳妥的做法是把“非正式”当成历史上的研究词汇，而不是当成城市的本质。要问的是：哪一种活动被哪一级政府看见，看见之后是征税、取缔还是无视。都市人类学可以描述这些分类如何进入日常判断，不必把分类本身写成世界结构。见 当代人类学。

中国读者熟悉的对照#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和《乡土中国》（1947）常被拿来对照“城里没有礼俗”。费孝通写的是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以及后来对小城镇的观察。把这些文本读成“中国没有都市人类学”，是错的。它们提供的是一套关于亲密、面子和流动的词汇，必须拿到具体的工厂宿舍、城中村和通勤线路里去检验。见 费孝通。

都市人类学在中国城市里要处理的，往往不是“传统消失了”，而是户籍、房租、同乡网络和平台劳动如何重新编排亲属与互助。这与怀特写街角地位、西蒙内写协作基础设施，是同一类问题：组织藏在看似杂乱的日常里。

代价与争议#

把城市写成民族志现场，容易把最可见的街头当成整个城市。金融区的交易室、市政会议和物业管理公司同样是现场，只是更难进入。劳拉·纳德 1972 年提出“向上研究”，提醒人类学不要只在穷人中间找文化。都市人类学若只写摊贩和青年帮派，会把权力中心留给经济学和政治学。

另一个争议是代表性。怀特的 Cornerville、汉纳兹的华盛顿街区、西蒙内的约翰内斯堡，都不能被加成“世界城市”。比较的单位是机制：地位如何公开演练，陌生人如何被分类，协作如何被当成设施。机制可以比较，城市不能被平均。

伦理风险也很具体。街角、宿舍和工地里的谈话一旦写进书，可能被警察、雇主或房东读到。化名不够。路线、口音和一次冲突的组合仍可能指向真人。这不是要停止写作，而是要把匿名当成持续的判断。见 应用人类学。

跨域连接#

• 民族志：怀特把保龄球得分写成可核对的观察，而不是写成对贫民区的印象。都市人类学的方法债首先欠在田野笔记，而不是欠在城市理论。没有连续记录，街角地位只是事后的故事。参与观察在城里同样要求长期在场：一次路过只能看见混乱，连续一个赛季才能看见秩序如何被公开演练。
• 文化社会学：城里的人同时握有多套行动方案：老家的义务、单位的规则、平台的评分。文化在这里更像工具箱，而不是一座城市共享的精神。都市人类学提供场景，文化社会学提供分配与调用的机制。两者合起来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人在工地和在祠堂会切换完全不同的正当化语言。
• 布迪厄：声望、口音、会不会在正确的时刻请客，都是可兑换的资本。怀特的球道是惯习的公开测试：身体在关键投球里提前知道自己的位置。都市不是资本的例外，而是资本被密集展示的场所。街角的等级与美术馆的品味判断，运转的是同一类隐蔽兑换，只是兑换的通货不同。
• 性别与社会：经典街角文本以男性青年为中心，家庭内部的照护、生育和夜间安全常常被写成背景。性别不是后来添加的章节，它决定谁能站在街角上被写成“公共生活”。谁的夜晚可以逗留，谁必须赶在天黑前回家，已经是城市的空间制度，不是私人偏好。
• 费孝通：差序格局提供理解互助和面子的词汇，但不能直接翻译成全球南方大城市的理论。对照的价值在于逼问：进城之后，差序是被冲掉了，还是被手机通讯录重新编码了。
• 什么是文化：街角、单位大院和城中村都在生产可观察的分类：谁算自己人、谁可以赊账、谁必须付钱。都市人类学若把这些分类写成城市性格，就会丢掉制度。文化在这里是一套被反复核对的义务，而不是一座城市共享的精神。城中村、同乡会和临时工宿舍，往往仍按可伸缩的亲疏来分配床位、信息和风险，只是半径被通勤改写了。

参考文献#

• Whyte, William Foote.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3.
• Hannerz, Ulf. Exploring the City: Inquiries Toward an Urban Anthrop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Hannerz, Ulf. Soulside: Inquiries into Ghetto Culture and Commu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 Simone, AbdouMaliq.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 no. 3 (2004): 407–429.
• Simone, AbdouMaliq. For the City Yet to Come: Changing African Life in Four Cit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Hart, Keith.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1, no. 1 (1973): 61–89.

延伸阅读#

• Hannerz, Ul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Routledge, 1996.
• Simone, AbdouMaliq. Improvised Lives: Rhythms of Endurance in an Urban South. Polity, 2018.
• 费孝通. 《乡土中国》. 观察社, 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