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是一种约定

破除误解#

亚里士多德：一份希腊诗艺的历史分类#

《诗学》开篇把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以及大部分笛乐与琴乐，都写成摹仿（mimesis）的品种。差别被归到三个格子：用什么媒介，摹仿什么对象，用叙述还是用扮演。成篇年代通常定在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标准现代校本可参哈利维尔英译的洛布本。

相应贝克尔栏是 1447a13–16。一八九五年布彻的公有领域英译把总括句写作：“Epic poetry and Tragedy, Comedy also and Dithyrambic poetry … are all in their general conception modes of imitation.” 中文可转写为：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都是摹仿的方式。

对象这一格把悲剧和喜剧分开。1448a16–18 的大意是：喜剧倾向于把人写得比当下的人差，悲剧倾向于写得更好。这是对当时戏剧实践的分类，不是对「人性」的测量。媒介与方式两格再把史诗从悲剧里分出来：史诗用六音步叙述，悲剧用扮演。把这些读成「悲剧更高贵」，已经进入解释。

喜剧在传世《诗学》里只得到很短的处理。亚里士多德说过以后再谈喜剧，这一部分没有以完整专章传下来。是否另有第二卷，是文献学争论。今天课堂上的「亚里士多德三分法」，本身已是残篇被压缩之后的产物。残篇被压缩这一点，在课堂讲义里几乎看不见。学生拿到的往往是一页干净的三分法表：史诗、悲剧、喜剧各占一格。表越干净，越容易把历史分类读成普遍结构。核对贝克尔栏与传世章节的篇幅，比背表更能说明《诗学》实际覆盖了什么。

《诗学》因此是一份可指页码的希腊分类档案。它解释不了词牌，也解释不了章回。拿它当普遍定律，等于宣布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剧场合同对所有后来的书写都有效。故事是什么 处理行动者、目标与障碍；本文处理读者凭什么在翻开第一页之前，就已经知道该不该去跟踪这些东西。

托多罗夫：文类作为制度#

一九七六年秋，《新文学史》第八卷第一期刊出茨维坦·托多罗夫的《文类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nres”），理查德·贝龙英译。法文稿收入一九七八年瑟伊出版社《话语的文类》；一九九〇年剑桥英译本 Genres in Discourse 再收此文。托多罗夫二〇一七年去世，文本仍在保护期，下面只转述论旨。

他要回答的问题是：文类从哪里来？转述他的回答：从别的文类来。新文类总是对旧文类的改造——倒置、移位、组合。按他的说法，从来没有「文类之前」的文学。

他把文类写成话语属性的编码。某一社会把某些反复出现的话语特征制度化，个别文本便相对于这份编码被生产和被感知。因为文类作为制度存在，它们对读者是期待视野，对写作者是写作模型。作者按现存系统来写——「按」不等于「服从」。读者按同一系统来读，来源可以是批评、学校或图书发行。

「期待视野」取自汉斯·罗伯特·姚斯一九六七年的康斯坦茨演讲（一九七〇年扩充）。新作品可以改规则，但改得能被认出来，规则就必须先在。托多罗夫还区分理论类型与历史文类：后者只包括历史上确实被当作一类的文本集合。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一九八一年在《政治无意识》里另把文类写成作家与特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读法。可核对的是：封面和货架分类确实在规定「这本该怎么用」。詹明信把契约写成意识形态的载体；托多罗夫把制度写成编码。两者都拒绝「文类是自然种类」。差别在于：前者追问契约服务谁，后者追问编码如何再生产。本文只借用后者的可观察层——期待与模型——不替前者做政治裁决。

细读盯的是某一段措辞如何工作。文类合同盯的是你为什么会用那一套预期去读这一段。细读 可以检查合同有没有被字句兑现，但不能把合同本身读成自然。

一九五七年，诺思洛普·弗莱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批评的解剖》。他把文学写成春、夏、秋、冬四套神话程式，喜剧、传奇、悲剧、反讽各据一季。这是理论类型学，不是书店货架上的门类名。可核对的是一九五七年版权页与四套名称；把四季说成文类的自然种类，是把图式当成地质。

诗、词、曲、小说：会改的名称#

汉语里这四个字，常常被排成一条进化阶梯，或者四只互不往来的抽屉。名称史不支持这两种图画。它们是不同世纪的制度标签，所指一直在滑。

诗在《诗经》里首先是可唱的歌。后来的古近体把「诗」收成可计数的行，近体再叠加中古平仄、用韵和对仗。计数规则是合同，不是气氛。韵律与诗行 处理这些格子数什么。当「诗」开始指一种可填的格式，它就已经在和「歌」分家。

词在十世纪的选本里仍被叫做曲子词。后蜀广政三年（九四〇）四月，欧阳炯为赵崇祚所编《花间集》作序，序中说编者「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收入的是「诗客」写的「曲子词」，供歌筵使用。后来「词」逐渐脱离可演唱的曲调，变成按词牌填写的书面格式。音乐合同改成了字声合同。明清目录里常见的「诗余」，把词写成诗的剩余物——这是等级标签，不是对句式的描写。

曲在元代同时覆盖两种东西。散曲是按宫调曲牌写的歌词，可以加衬字；杂剧是由曲、宾白和科范组成的演出文本。同一字有时指可唱的调，有时指一种戏剧体制。把「曲」写成「词的下一步」，是用假时间线去串两套填写规则。衬字被允许，意味着合同的松紧变了。

小说这个名称的滑动最大。《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为诸子十家之末，并说「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不在九家里。据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点校本卷三十：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这是目录学里的「小道」，不是后来的虚构长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指出：这个名称与后来所谓小说本来就不是一回事。讲义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册出版。他把唐人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收进同一部「小说史」，本身就是一次重新订约。入史的手续，与正典之争里课表筛选是一类动作。

恐怖与言情：市场上的合同#

现代类型小说把合同写到封面和丛书编号上。读者用钱去买一份可预期的体验。写作者按这份预期供货。违约仍可能畅销，但货架名称先规定了违约相对于什么而言。

一七六四年，贺拉斯·沃波尔印行《奥特兰托城堡》。一七六五年第二版加上副标题 “A Gothic Story”。据当年伦敦 William Bathoe 版序言：“It was an attempt to blend the two kinds of romance,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中文可转写为：这是一次把古代与现代两种传奇混在一起的尝试。沃波尔贴上的是「哥特故事」，不是后来书店里的 horror。恐怖作为市场门类，是后来从哥特和纸皮书丛书里分出来的货架名称。把一七六四年写成「恐怖类型的诞生」，是用后起的品牌去认祖。

言情的合同更便于核验，因为它被行业协会写成了两条。一九〇八年米尔斯与布恩公司（Mills & Boon）在伦敦创办，三十年代起把业务收窄到面向女性读者的爱情小说。一九四九年禾林（Harlequin）在温尼伯创办，一九五七年取得米尔斯与布恩作品在北美的发行权，一九七一年收购该公司。编号丛书和每月上架，把结局做成可以批发的承诺。

一九八〇年，罗曼史作家协会（Romance Writers of America）在休斯敦成立。协会把罗曼史小说写成必须具备两项：中心位置的爱情故事，以及情感上令人满意、带乐观色彩的结局。这不是本质定义，而是行业合同：符合这两条，才进入该协会承认的门类和奖项。不兑现，就不是「写得不好的言情」，而是违约，或者根本不算这个门类。恐怖没有同等清晰的协会条款，但封面和系列名做着同类工作。货架分开两类，不等于两种感情被科学分类。协会条款之所以可核验，是因为它写进了章程与评奖细则。作者与读者可以不同意这两条，但不同意不等于条款不存在。市场合同的硬度，往往高于课堂上对「悲剧」的口头定义：后者很少有编号与退货规则。

对立读法：认知原型，还是制度规则#

把文类写成合同，会碰到一种认真的反对：人辨认类型，并不像执行一份条款清单。他们靠的是典型例子。

埃莉诺·罗施一九七〇年代的范畴实验表明：自然范畴往往没有充分必要的边界，成员资格是有梯度的。麻雀比企鹅更像「鸟」。一九七五年《实验心理学杂志：总论》上的语义范畴研究是这套主张的常用出处。阿拉斯泰尔·福勒一九八二年的《文学的种类》（Kinds of Literature）把同一模型搬到体裁，改用历史中的「种类」和家族相似。彼得·斯托克韦尔二〇〇二年的《认知诗学导论》把文类识别写成原型运算：有的文本处于中心，边界本来就糊。

按这种读法，读者不是先背下「言情必须有乐观结局」再去核对。他们见过足够多的典型例子，新书只要够像，就会被放进那一格。规则是事后的说明书，原型才是当场起作用的认知装置。制度论若只谈封面和协会，会把脑子里已经在跑的匹配说成纯粹的外部强制。

合同论可以回答：原型不是从真空里长出来的。学校、选本和封面反复出示某些例子，中心才会被训练出来。说「人本来就会按原型分类」，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一百年的中心是带编号的纸皮言情，而不是《花间集》里的曲子词。中心会移，痕迹留在书目和奖项章程里。认知原型解释识别何以快速；制度规则解释名称何以能被执法。两者可以同时存在。本文能守住的只有这一句：名称、封面、课表和词牌是可核对的约定，不是矿石。若只谈原型，会漏掉谁有权出示典型例子；若只谈条款，会漏掉读者当场那一次「够像」的判断。两边都要写进同一份观察记录。

跨域连接#

• 文化社会学：文类名称是公开流通的意义装置。书店把书放进「爱情」或「恐怖」的格子，封面用约定的色块，奖项用门类名发钱。安·斯威德勒把文化写成行动策略的工具箱；文类标签正是这只箱子上最容易被抓住的把手。读者往往不是先读完再分类，而是先被分类，再决定付不付钱。要问的不是某本书「本质上」属于哪一类，而是谁有权贴标签。
• 布迪厄：认不认某套文类，本身就是一种区隔。趣味在他的理论里是社会位置的标记：哪些人把言情说成「浅」，哪些人把实验小说说成「才算文学」，很少是私人感官的偶然，而更常是家庭和学校预先装好的分类习惯。封面和课程都在分配这种可兑换的资格。把文类之争只写成审美对错，会漏掉它同时在分配谁看起来「有教养」。
• 审美判断：休谟把趣味标准从对象挪到「理想批评家」；康德把审美判断写成要求普遍同意、却不能靠概念证明的断言。文类契约常常抢在这两种哲学之前生效：封面已经告诉你该用惊恐、同情还是反讽去读。判断看起来像在说作品，实际是在履行一份事先发给感官的说明书。所谓「读对了」，往往是契约被成功执行。
• 艺术市场与价值：类型小说的定价逻辑，接近艺术品市场里那套被机构维持的信念，而不是品质温度计。系列编号和保底的结局，都是可重复兑现的承诺。拍卖行卖的是「这一刻全世界都在看」；言情和恐怖卖的是「这一次仍然会按你熟悉的方式结束」。价格测量的是契约的可信度。电影工业用预告片做同一件事：先规定怎么看，再提供可核验的兑现。

参考文献#

• Aristotle. Poetics. Translated by Stephen Halliwell. In Aristotle, Poetics; Longinus, On the Sublime; Demetrius, On Styl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摹仿品种见 1447a13–16；悲剧与喜剧的对象之别见 1448a16–18）
• Butcher, S. H.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with a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Poetics. 3rd ed. Macmillan, 1902.（初版 1895）
• Todorov, Tzvetan. “The Origin of Genres.” Translated by Richard M. Berrong. New Literary History 8, no. 1 (Autumn 1976): 159–170. doi:10.2307/468619
• Todorov, Tzvetan. Les genres du discour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8. English: Genres in Discourse.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Jauss, Hans Robert.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 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Fowler, Alastair.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arendon Press, 1982.
•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Rosch, Eleanor.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 no. 3 (1975): 192–233. doi:10.1037/0096-3445.104.3.192
• Rosch, Eleanor.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edited by Eleanor Rosch and Barbara B. Lloyd, 27–48. Lawrence Erlbaum, 1978.
•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2.
• 班固. 《汉书》. 中华书局, 1962.（点校本卷三十）
• 欧阳炯. 《花间集序》. 后蜀广政三年（940）。通行整理可参李一氓《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
• Walpole, Horace. The Castle of Otranto. 2nd ed. London: William Bathoe, 1765.（第二版序）
• McAleer, Joseph. Passion's Fortune: The Story of Mills & Bo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北京大学新潮社, 1923–1924；北京北新书局, 1925 年合印本.

延伸阅读#

• Derrida, Jacques. “The Law of Genre.” Translated by Avital Ronell.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Autumn 1980): 55–81.
• Miller, Carolyn R. “Genre as Social Ac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0, no. 2 (1984): 151–167. doi:10.1080/00335638409383686
• Regis, Pamela.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omance Nove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 刘勰. 《文心雕龙》.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