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生诊断这种病有个惊人的办法：尝一尝病人的尿。
如果是甜的，便是患了"糖尿病"。
这个看似粗陋的方法背后，藏着疾病的本质——身体无法把血液里的糖好好处理，糖只能从尿里溢出。
尝尿辨病的不只是欧洲医生。
两千多年前的印度《妙闻集》（Sushruta Samhita）就记载了一种叫 madhumeha（"蜜尿"）的病：患者的尿甜而黏稠，会吸引蚂蚁，而且多发于饮食丰腴之人。
中国古代医籍称之为"消渴"，张仲景的著作里已有专篇讨论（参见 zhang-zhongjing）。
至迟到唐代，医家已明确记录消渴病人的尿是甜的。
"diabetes"在希腊语里意为"穿过、流过"。
公元 2 世纪，医生卡帕多西亚的阿雷泰乌斯（Aretaeus of Cappadocia）用它形容病人"像虹吸管一样，喝进去的水径直穿身而出"。
"mellitus"在拉丁语里意为"蜜甜"，1675 年由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加进病名——他也是尝了病人的尿才下的结论。
合起来，正是"甜的、流个不停的尿"。
今天，糖尿病已成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全球患者数以亿计。
它本身往往不痛不痒，却会悄悄损害心脏、肾脏、眼睛和神经，是现代慢性病负担的主力之一。
理解它，先要理解一种叫胰岛素的激素。
破除误解："吃糖吃出来的病"是个危险的简化
最普遍的误解是"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得的"，以及"1 型和 2 型只是轻重之分"。
这两个误解都可能造成伤害。
首先，1 型与 2 型糖尿病是机制完全不同的两种病，绝非轻重之别：
- 1 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病：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并摧毁了胰腺中分泌胰岛素的 β 细胞，导致身体几乎无法产生胰岛素。它常在儿童或青少年期发病，与吃糖无关，患者必须终生注射胰岛素才能存活。
- 2 型糖尿病则是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胰岛素抵抗）加上分泌相对不足，与遗传、年龄、肥胖、缺乏运动等因素相关，占了全部病例的约九成。
把糖尿病简单归咎于"爱吃糖"，既冤枉了 1 型患者，也掩盖了 2 型背后复杂的代谢与社会因素，还容易给患者带来不公的道德指责。
另一个常见误解是"糖尿病就是血糖高，降下来就没事了"。
血糖数字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水面之下，是长达数年、累及全身血管的慢性损伤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治疗的目标早已从"降血糖"扩展为"保护心、肾、眼和生命"。
疾病机制：胰岛素这把"钥匙"失灵了
要理解糖尿病，先理解血糖是如何被调控的。
我们吃下的食物被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
这时，胰腺中散布着的上百万个微小细胞团——胰岛——中的 β 细胞会分泌胰岛素（insulin）。
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细胞表面的"门"，让葡萄糖进入细胞供能或储存，从而把血糖维持在安全范围内。
健康人的空腹血糖通常稳定在 4–6 mmol/L 左右，全天波动有限。
糖尿病的本质，是这套"钥匙-门"系统出了问题：
- 1 型：钥匙（胰岛素）几乎没了——β 细胞被免疫系统破坏。
- 2 型：钥匙还在，但"门"对钥匙反应迟钝（胰岛素抵抗），久而久之分泌也跟不上。
无论哪种，结果都是葡萄糖滞留在血液里。
长期高血糖的危害有相当部分是"化学性"的：多余的糖会与体内蛋白质发生非酶促的糖基化反应，生成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像"糖衣"一样慢慢改变血管壁和神经的结构与功能。
临床上常用的指标糖化血红蛋白（HbA1c）正是利用了这一原理——红细胞里的血红蛋白被糖"粘"上的比例，能反映过去两三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
微小血管和神经首当其冲，引发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心血管疾病、肾衰竭、视网膜病变（致盲）、神经病变和糖尿病足等。
糖尿病已成为成人失明、非创伤性截肢和终末期肾病的主要病因之一。
糖尿病的真正危害，大多来自这些悄然累积的并发症。
诊断与监测：从尝尿到糖化血红蛋白
糖尿病也并非只有两型。
妊娠期糖尿病发生于孕期，多数产后缓解，但会升高母婴双方的远期风险；此外还有单基因糖尿病（如 MODY）等少见类型。
目前主流诊断标准全球基本统一：空腹血糖 ≥7.0 mmol/L、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2 小时血糖 ≥11.1 mmol/L，或 HbA1c ≥6.5%，满足其一并经复核即可诊断。
监测手段也在换代。
传统的指尖采血像"抽查照片"，只能看到某个瞬间的血糖；连续血糖监测仪则像"全程录像"，能暴露夜间低血糖和餐后尖峰。
对使用胰岛素的患者来说，监测不只是为了"血糖达标"，更是为了避开治疗的阴影面——低血糖：心慌、出汗、手抖，严重时可致意识丧失。
控糖的艺术，是在长期并发症与眼前低血糖之间走钢丝。
流行病学：一场席卷全球的静默流行
数字能说明这场流行的规模。
国际糖尿病联盟（IDF）2025 年发布的《糖尿病地图》第 11 版估计：2024 年全球 20–79 岁成人中有 5.89 亿糖尿病患者，约占该年龄段人口的九分之一；按目前趋势，到 2050 年将增至 8.53 亿。
其中约 2.52 亿人——超过四成——尚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往往等到出现并发症才确诊。
同年，糖尿病导致约 340 万成人死亡，全球相关医疗支出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
另一项汇总了 1100 多项人群研究、覆盖 1.41 亿参与者的分析（NCD-RisC，2024 年发表于《柳叶刀》）采用了更宽口径：2022 年全球 18 岁以上糖尿病患者约 8.28 亿，是 1990 年（约 1.98 亿）的四倍多；患者最多的国家是印度（约 2.12 亿）和中国（约 1.48 亿）。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治疗缺口：2022 年全球 30 岁以上患者中约 59% 未接受任何降糖治疗。
两组数字的口径不同（年龄范围与诊断定义有别），不应直接混用，但趋势完全一致：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南亚、南亚、中东和北非等中低收入地区——糖尿病的重心，正在从"富裕国家"移向全球南方。
临床与公共卫生应对：从"死刑"到可控
在胰岛素出现之前，1 型糖尿病患儿确诊后通常只能存活数月到一两年。
唯一的"疗法"是近乎绝食的饥饿饮食——靠极度限制热量勉强拖延生命，病人往往在极度消瘦中死去。
转机之前，还有两块科学基石。
1869 年，德国医学生保罗·兰格汉斯（Paul Langerhans）在显微镜下发现胰腺中成团的特殊细胞，后来这些细胞团被命名为"胰岛"（朗格汉斯岛）。
1889 年，冯·梅林（Joseph von Mering）与闵可夫斯基（Oskar Minkowski）在实验中切除了狗的胰腺，狗随即出现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这首次证明糖尿病的根源在胰腺。
1921 年夏天，加拿大外科医生班廷（Frederick Banting）与医学生贝斯特（Charles Best）在多伦多大学的实验室里，终于从胰腺中提取出能降血糖的物质（参见 banting-and-best）。
1922 年 1 月 11 日，14 岁的伦纳德·汤普森（Leonard Thompson）——一个已被饥饿疗法折磨得奄奄一息的 1 型糖尿病男孩——在多伦多总医院接受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胰岛素注射。
第一针因提取物不纯引发了脓肿，效果有限；化学家科利普（James Collip）改进纯化工艺后，1 月 23 日的第二针让他的血糖从 520 mg/dL 降到 120 mg/dL，酮症消失。
汤普森因此多活了 13 年。
1923 年，礼来公司（Eli Lilly）与多伦多团队合作实现工业化量产，首个商品化胰岛素 Iletin 上市，这种救命药由此走向全世界。
胰岛素的发现获得了 1923 年诺贝尔奖，并成为生物制药的标志性成就。
不过这次评奖本身也是科学史上著名的争议：奖项颁给了班廷与实验室负责人麦克劳德（J.J.R. Macleod），而与班廷并肩做实验的贝斯特、以及完成关键纯化工作的科利普都被排除在外。
班廷愤而将自己一半奖金分给贝斯特，麦克劳德则把奖金分给科利普——这成了"重大发现究竟该归功于谁"的经典案例。
治疗证据此后不断累积。
1993 年美国的 DCCT 试验（针对 1 型，1400 余名患者）与 1998 年英国的 UKPDS 试验（针对 2 型，数千名新诊断患者）共同确立了"控糖护血管"的基石：强化血糖管理能显著减少视网膜、肾脏和神经的微血管并发症。
更深刻的转变发生在预防端。
2002 年发表的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DPP）把 3234 名糖尿病前期成人随机分为三组，平均随访 2.8 年后发现，强化生活方式组（目标减重 7%、每周中等强度运动 150 分钟）的糖尿病发病率比安慰剂组低 58%，效果超过了二甲双胍组（低 31%）——在试验条件下，对高危人群而言，"管住嘴迈开腿"胜过了吃药。
2 型糖尿病能否"逆转"，近年也有了里程碑式证据。
英国的 DiRECT 试验（2018 年发表于《柳叶刀》）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东北部的 49 家基层诊所纳入 306 名病程 6 年以内的 2 型患者，由社区护士执行结构化减重方案：12 个月后干预组 46% 实现缓解（停用降糖药且血糖回到正常范围），对照组仅 4%；减重超过 15 公斤者缓解率高达 86%。
5 年随访显示缓解可以部分维持，但体重回升者大多复发——"缓解"不等于"治愈"。
药物方面，2015 年公布的 EMPA-REG OUTCOME 试验带来意外之喜：SGLT2 抑制剂恩格列净让合并心血管疾病的 2 型患者心血管死亡风险下降 38%、心衰住院风险下降 35%。
此后，SGLT2 抑制剂与 GLP-1 受体激动剂从单纯的"降糖药"升级为"心肾保护药"，改写了 2 型糖尿病的治疗目标。
截至 2026 年，主流指南的管理思路是：
- 1 型：以胰岛素替代治疗为核心，配合血糖监测；连续血糖监测仪与胰岛素泵等技术大幅改善了管理。
- 2 型：从生活方式干预（健康饮食、运动、减重）入手，必要时联用口服或注射药物；近年的部分新药（如 GLP-1 类）在控糖之外还带来减重与心肾保护的额外益处。
公共卫生层面，2 型糖尿病的防控核心是应对肥胖与久坐的生活方式——这使它与城市化、食品环境深度绑定。
本文为科普，不替代专业医疗意见。
历史与社会影响：一面照见现代生活方式的镜子
2 型糖尿病的全球暴发，几乎与经济发展、城市化和饮食西化同步。
它从过去的"富贵病"，逐渐演变为对中低收入国家冲击更大的疾病——这些地区往往在医疗资源不足时就要面对慢病浪潮的"双重负担"。
胰岛素的故事也折射出医学的理想与现实。
班廷等人当年以象征性价格转让专利，希望救命药惠及所有人；但近百年后，胰岛素在某些市场（尤其美国）的高昂定价，反而成为药品可及性与制药伦理争论的焦点——这是一个关于"救命药该不该天价"的尖锐现代命题。
代价与争议 / 未解之题
如前所述，糖尿病的全球负担正快速攀升，且近半数患者未被诊断、过半患者未获治疗——并发症消耗着巨大的医疗资源，也吞噬着本可避免的寿命。
未解之题与争议包括：1 型糖尿病能否被预防或治愈？
免疫干预（如延缓发病的 teplizumab）已迈出第一步；用干细胞在体外分化出 β 细胞再移植的疗法，也在早期临床试验中让少数患者脱离了胰岛素注射，但样本很小、需要长期免疫抑制，距离普及尚远。
2 型糖尿病在某些情况下能否通过强力减重实现"缓解"（remission），DiRECT 等试验给出了令人鼓舞的答案，但长期维持与适用人群仍在评估。
此外，新型减重降糖药的长期安全性、可及性与社会影响，也正引发广泛讨论。
一个跨越医学与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糖尿病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环境与社会塑造的疾病。
单靠个人意志难以对抗整个充满高热量食物、鼓励久坐的环境——这让防控从"管住嘴迈开腿"的个人劝诫，上升为公共政策的课题。
跨域连接
- 控制论：血糖调节是一个负反馈回路：传感器（β 细胞感知葡萄糖）、执行器（胰岛素分泌）、被控对象（肝与外周组织的摄取）。两型糖尿病在控制论上是两类不同的故障——1 型是执行器缺失，2 型是回路增益下降（胰岛素抵抗）叠加传感器逐渐衰竭。故障类型不同，修法自然不同。闭环胰岛素泵之所以难做，也正是控制问题的经典难点：传感有延迟，而执行不可逆——打进去的胰岛素收不回来。
- 内分泌系统与激素调节：同样一份葡萄糖，口服比静脉注射引起的胰岛素分泌多得多——这个"肠促胰素效应"说明肠道在血糖信号里不是通道而是内分泌器官，进食本身会经 GLP-1 等激素预先通知胰腺。GLP-1 受体激动剂正是把这条生理通路药理化：它的促泌作用依赖葡萄糖浓度，因此低血糖风险低；而延缓胃排空与中枢饱腹信号，则是同一分子既带来减重效果又带来胃肠道副作用的共同来源。
- 蛋白质化学：胰岛素在制剂里以锌配位的六聚体存在，皮下注射后必须先解聚成单体才能吸收——吸收速度因此由自组装强度决定，而不是由剂量决定。速效类似物的做法是调换 B 链末端两个氨基酸的次序，削弱聚合界面，解聚更快；长效类似物反其道而行，把等电点移到接近生理 pH，注射后在皮下析出微沉淀再缓慢溶解。改几个残基就能重写药代曲线，这是结构决定行为最直白的例子。
- 血液学：糖化血红蛋白测的是红细胞被糖化的比例，它默认红细胞寿命是标准的。前提一旦不成立，数字就系统性偏移：溶血或失血使红细胞更年轻，读数偏低；某些血红蛋白变异体还会直接干扰检测原理本身，不同方法给出的偏差方向与幅度差别很大。同一个人、同一管血，换一台仪器就可能跨过诊断阈值——当疾病由阈值定义时，检测方法就成了疾病定义的一部分。
- 垄断与寡头：胰岛素的专利当年以象征性价格转让，一百年后它在部分市场仍然昂贵，这不是矛盾而是结构的产物：生物制剂的仿制门槛远高于小分子；剂型与给药装置可以持续申请新专利以延长排他期；而中间商按标价比例抽取返点，削弱了降低标价的动机。降价的着力点因此不在原始专利，而在生物类似药审批路径与支付链条的返点结构。
参考文献
-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IDF Diabetes Atlas, 11th ed. IDF, 2025.
- 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 Worldwide trends in diabetes prevalence and treatment from 1990 to 2022: a pooled analysis of 1108 population-representative studies with 141 million participants. The Lancet, 404(10467), 2077-2093, 2024. DOI: 10.1016/S0140-6736(24)02317-1
- DiMeglio, L. A., Evans-Molina, C. & Oram, R. A. (2018). Type 1 diabetes. The Lancet, 391(10138), 2449-2462. DOI: 10.1016/S0140-6736(18)31320-5
- Zheng, Y., Ley, S. H. & Hu, F. B. (2018). Global aetiology and epidemiology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its complications. Nature Reviews Endocrinology, 14, 88-98. DOI: 10.1038/nrendo.2017.151
- 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Research Group. Reduction in the incidence of type 2 diabetes with lifestyle intervention or metformi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6, 393-403, 2002. DOI: 10.1056/NEJMoa012512
- Lean, M. E. et al. Primary care-led weight management for remission of type 2 diabetes (DiRECT): an open-label, cluster-randomised trial. The Lancet, 391(10120), 541-551, 2018. DOI: 10.1016/S0140-6736(17)33102-1
- Zinman, B. et al. Empagliflozin,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and Mortality in Type 2 Diabet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3, 2117-2128, 2015. DOI: 10.1056/NEJMoa1504720
- The Diabetes Control and Complications Trial Research Group.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treatment of diabet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long-term complications in 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9, 977-986, 1993. DOI: 10.1056/NEJM19930930329140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Diabetes Fact Sheet. WHO.
延伸阅读
- Bliss, M. (1982).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ramanou, M. et al. (2016).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y of diabetes mellitus: The main contributors. World Journal of Diabetes, 7(1),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