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中的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in Ethnography
1998 年 6 月，美国人类学会通过《伦理守则》。其中关于知情同意的条款写得很硬，又写得很不像医院表格：研究者应事先取得被研究之人、以及其利益可能受影响之人的知情同意；同意被理解成动态、连续的过程，通过对话与协商贯穿项目始终；守则明确说，知情同意不必采取某种书面或签字形式，相关的是同意的质量，不是格式。
2012 年，学会执行董事会通过《伦理声明：职业责任原则》，以七条原则取代 1998 年文本的结构。第三条仍是“获得知情同意与必要许可”。它保留了“质量重于格式”，并加上：同意通常事先给予，但在研究情境证明有必要时也可事后取得；对完全公共空间中活动的观察，通常不必事先同意；若研究发生变化并直接影响参与者，必须重新协商。两份已经公布的文本，是本篇的制度对象。本文不提供如何起草同意书或如何做访谈的脚本。
破除误解
误解
第二个误解，是以为过了机构审查委员会（IRB）就等于伦理结束。实情IRB 是美国联邦资助体系里的机构：1974 年《国家研究法》之后逐渐成为标配，原则写入《贝尔蒙报告》（1979）与后来的通用规则（Common Rule，45 CFR 46）。它审查的是机构被允许开始的研究。民族志真正的伤害——发表后的污名、拼图识别、社区被写成标本——常常发生在审查表格看不见的地方。扎卡里·施拉格 2010 年的 Ethical Imperialism 把这种错位写成制度史：生物医学模板被套到社会科学上，审查者纠缠格式问题，却缺少处理长期关系的工具。
误解
第三个误解，是把隐蔽研究当成可以教学复现的技巧。实情劳德·汉弗莱斯 1970 年出版的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是社会学史上最常被引用的反面教材之一。它证明了刻板印象如何被经验材料打破，也证明了隐瞒身份、追踪可识别信息、再以另一项调查的名义上门谈话，会把研究记录变成对当事人极度危险的档案。本篇只讨论这本书引起的公开争论，不复述可被模仿的程序。
两份 AAA 文本实际写了什么
1998 年守则把同意放在对研究参与者的责任之下。它要求事先告知，并承认项目所在国家与社区的法律、伦理规范会改变同意的广度。它把“契约式”的长期关系单独列出：与提供信息的个人或东道主形成持久关系时，仍须遵守开放与同意，同时谨慎协商关系的限度。匿名的愿望应被尽力尊重，同时必须说明：尽管尽力，保密仍可能被打破。
2012 年声明把原则重新编号。第一条是“不伤害”，第二条是“对工作保持开放与诚实”，第三条才是同意。顺序本身是论点：同意不是最高的唯一原则，它必须与不伤害、开放、对合作者的义务一起权衡。第四条要求权衡对合作者与受影响各方的竞争性伦理义务——当资助方、东道政府、社区内部派别和个别访谈对象的利益冲突时，没有一条表格能自动给出答案。第五条要求让结果可被获取，第六条要求保护并保存记录，第七条要求维持尊重的职业关系。获取与保存会打架，前面讨论田野笔记的再现时已经出现，见 田野笔记与再现。
2012 年文本对“公共空间通常不必事先同意”的写法，后来成为争论点。支持者认为，完全公开的仪式游行或广场集会若要求逐人签字，研究将无法描述公共生活。反对者指出，“公共”在法律上不等于“可被写成可识别的民族志章节”；摄像头、社交媒体和面部识别已经改变了 1998 年起草者想象的匿名程度。声明没有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它只是一份职业团体的原则文本。
两份文件都不是法律。它们约束的是学会成员的职业规范，不能替代所在国法律、原住民治理机构的许可，或大学 IRB 的决定。把 AAA 文本写成全球通用的“人类学宪法”，会忽略它主要回应的是美国职业协会的历史。
IRB 作为制度，而不是道德本身
IRB 的模型来自人体生物医学研究：有方案、有风险列表、有可退出的受试者。民族志的“受试者”可能是整个邻里，退出权难以个人化：一个人拒绝被写，不等于社区的公共生活可以从专着里消失。审查委员会若要求预先交上全部访谈问题，等于要求作者预知田野里尚未出现的范畴。2017 年公布、2019 年生效的通用规则修订，把口述史、新闻、传记和某些历史活动排除出“研究”定义，部分承认了这种错位。
施拉格的批评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式的模板输出，不是反对保护参与者。民族志作者仍然必须面对伤害。IRB 能做的，是迫使机构在开始前把资助来源、数据存放和最小风险写下来。它不能代替位置性反思：谁在研究、谁被写成对象、权力如何进入每一句描写。见 研究伦理与位置性。制度是必要的，也是不够的。
医学伦理把同意与共同决策区分开：许可是授权，商议是在多种合理方案之间共同做决定。民族志很少提供“治疗方案”，却经常提供“将被如何描写”这一不可逆的后果。对照有助于看清差异：医学同意指向一次干预，民族志同意指向进入公共知识的再现。海拉细胞与亨丽埃塔·拉克斯的历史表明，组织、姓名和家庭可以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进入科学流通，事后的补救极其昂贵。见 海拉细胞与亨丽埃塔·拉克斯。民族志专着一旦印刷，撤回比手术同意书更难。
汉弗莱斯：一场关于隐蔽的公开争论
Tearoom Trade 于 1970 年由 Aldine 出版。作者当时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书的经验结论后来常被摘要为：参与那些被污名化的公共场所匿名性接触的人，许多过着家庭与职业上“常规”的生活，其活动并不构成对非参与者的暴力威胁。结论冲击了当时的刻板印象。争论很快转到方法的伦理，而不是结论的统计细节。
已经进入伦理教材的事实是：研究未向多数被观察者披露研究者身份；作者后来利用观察场合中的可识别痕迹找到其中一些人的家庭位置，并以另一项表面上无关的调查名义进行访谈。1975 年再版增加了讨论伦理争议的长篇附录。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内部严重分裂，有教师离开，也有人要求撤销学位。尼古拉斯·冯·霍夫曼 1970 年 1 月 30 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专栏，把愤怒扩大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者被指责对所观察之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支持这本书的人指出：参与者的姓名没有出现在出版物里；若事先征求同意，这种被刑事化、被污名的活动根本无法被描述；打破刻板印象本身减轻了某种社会伤害。反对者指出：研究者持有的识别信息一旦与警察档案或勒索者想象重合，区分就变得脆弱；欺骗使“同意”在定义上无法发生；被访人在家中面对的是一个他们并未选择的观察者。两边都在讨论已经出版的书，以及它迫使职业协会改写的规范。任何把这场争论改写成“如何成功隐瞒身份”的文字，都越出本篇范围。
2012 年 AAA 声明并未简单宣布“一切隐蔽非法”。它把公共空间观察写成通常不必事先同意，又把自愿、知情、可重新协商写成对“与在世社区共事”的研究者的义务。汉弗莱斯的案例之所以继续被课堂使用，是因为它把“公共”“匿名”“跟踪识别信息”“二次访谈”叠在同一项目里。叠放之后，任何一条单独的原则都不够用。必须权衡的，正是声明第四条所说的竞争性义务。
争议
第一场争议是书面签字是否保护还是暴露。在识字率、警察监控或家庭暴力风险很高的情境里，一张签了名的同意书可能成为对参与者最危险的文件。1998 与 2012 年文本强调质量而非格式，部分是为了允许口头同意和社区许可。IRB 若坚持生物医学式签字，可能把原则变成伤害。反过来，没有任何可核查痕迹的“同意”，又使权力完全落在作者事后的叙述里。
第二场争议是谁有资格给予同意。家庭、村落、部落政府和个别讲述者可能互相冲突。2012 年文本要求必要许可，并把合作者义务单列。它没有指定当这些许可打架时谁说了算。原住民治理机构的许可与大学 IRB 的批准，经常不是同一张纸。协作考古把这个问题写成法律与主权，而不只是伦理礼貌，见 协作与原住民考古。
第三场争议是事后同意。2012 年允许在情境证明必要时事后取得同意。支持者想到的是危机中的公共民族志或无法事先识别的参与者。反对者担心“事后”会变成对已经完成的隐蔽观察的洗白。原则文本留下了灰色地带。灰色地带不是许可去复制 1970 年那本书的设计。
跨域连接
- 知情同意：医学条目从塔斯基吉与纽伦堡传统进入，把同意写成对一次干预的授权：诊断、风险、替代方案与退出权。民族志借用“自愿、知情、可退出”这些词，但对象往往是描写与流通，而不是穿刺或给药。对照两页，是为了阻止把医院表格直接贴进田野，也阻止把田野的过程性同意写成医学可以省略签字的借口。
- 知情同意与共同决策：共同决策处理多种合理方案之间的商议。民族志对应的商议是：哪些名字出现、哪些照片公开、专着用什么语言写成。签字完成许可，不等于完成商议。民族志若只有进入现场时的口头允诺，而没有关于再现的持续讨论，就会出现医学伦理已经指出的那种空洞签名。
- 研究伦理与位置性：社会学方法文把 IRB、贝尔蒙原则与研究者作为测量仪器的位置写成同一问题。本篇把 AAA 1998/2012 文本与汉弗莱斯争论接进去，强调民族志同意是职业规范与制度史，而不是一份可以藏起来的采集清单。位置性决定了谁有能力说“不”而不失去安全。
- 海拉细胞与亨丽埃塔·拉克斯：组织与姓名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全球科学，说明“匿名化数据”可以同时是可识别的家族命运。民族志的拼图识别是同一逻辑的低技术版本：地点、职业、一句特殊的话，合起来仍能指向活人。科学流通一旦开始，补救必须变成制度，而不是作者的事后歉意。
- 民族志：社会学民族志已经讨论匿名、拼图识别和田野中的违法行为披露。本篇把同意从“进入现场的手续”改写成贯穿发表的再现伦理。两页合读，才能看见：方法条目里的参与观察，若没有公开的规范史，会滑向可被模仿的隐蔽技术。本平台拒绝后一种写法。
参考文献
-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ode of Ethic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rlington, V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8.
-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Ethics: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rlington, V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12.
- Humphreys, Laud.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Chicago: Aldine, 1970.
- Schrag, Zachary M. Ethical Imperialism: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965–2009.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e Belmont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延伸阅读
- Humphreys, Laud.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Enlarged ed. with a retrospect on ethical issues. Chicago: Aldine, 1975.
- Cassell, Joan, and Sue-Ellen Jacobs, eds. Handbook on Ethical Issues in Anthrop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2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87.
- Lederman, Rena. "The Perils of Working at Home: IRB 'Mission Creep' as Context and Content for an Ethnography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s." American Ethnologist 33, no. 4 (2006): 482–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