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误解
斯特劳森常被归入"日常语言哲学"而被视为只做语言分析、回避形而上学的人。恰恰相反,他复兴了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他也常被误读为在自由意志之争中"站某一边";实际上他的名文《自由与怨恨》提出了一条绕开整个决定论 vs 自由意志框架的全新进路。
斯特劳森的风格是冷静、精微的——他不制造耸动的论题,而是揭示我们概念框架中那些"我们无法不持有"的根本结构。
生平脉络
- 1919年11月23日 出生于英国伦敦埃灵(Ealing)
- 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Oxford)攻读古典学与哲学
- 1940—1945年 在英国皇家炮兵部队服役,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 战后短暂在班戈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of North Wales)任讲师
- 1948年起 返回牛津大学任讲师与导师
- 1950年 在《心灵》(Mind)杂志发表《论指称》(On Referring),批评罗素摹状词理论,一举成名
- 1959年 出版《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 1962年 发表《自由与怨恨》(Freedom and Resentment),成为自由意志讨论的经典文本
- 1966年 出版《感觉的界限》(The Bounds of Sense),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做分析式重构
- 1968—1987年 继赖尔之后就任牛津大学韦恩弗利特形而上学讲座教授
- 1977年 受封爵士
- 其子加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也成为著名哲学家,专注于意识与自由意志研究
- 2006年2月13日 在牛津逝世,享年86岁
时代背景
战后牛津大学是英语分析哲学的世界中心,汇聚了赖尔、奥斯汀、艾耶尔等人。这一时期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持怀疑态度,主张通过分析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来揭示和消解哲学困惑。
斯特劳森既属于这一传统,又在其中独树一帜:他接受了语言分析的方法,但走向了比同时代人更野心勃勃的目标——通过分析重建形而上学,而非仅仅消解它。
论指称:批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罗素在《论指称》("On Denoting", 1905)中要一举解决三个谜题:同一性("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为何有信息量,而非同义反复)、排中律("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与其否定为何似乎都不真)、非存在("金山不存在"如何能不指称一个非存在物)。他的解法是把限定摹状词分析为量词结构——"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被拆成复合命题:
- 存在一个唯一的实体是法国国王(存在性断言)
- 并且该实体是秃头
- 当今法国无国王,所以整个命题为假
斯特劳森的批评
斯特劳森在《论指称》(On Referring,1950)中指出罗素混淆了:
语句(sentence) vs 语句的使用(use of sentence) 断言(assertion) vs 预设(presupposition)
他的论证可以重构为四步:
- 区分三个层次:语句本身、语句的使用、语句的表达。意义属于语句(使用它的规则与惯例),真值只属于具体的使用。
- 在"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的一次具体使用中,"法国国王"短语承担指称功能;成功指称是这次使用的预设,而非被断言的内容。
- 预设落空时,说话者没有作出任何可判定真假的陈述——"它是真还是假"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
- 结论:罗素把"指称失败"误诊为"存在断言为假",根源是把语句的意义与语句的使用混为一谈。
引入"预设"(presupposition)的概念:
- 区分于"蕴涵"(entailment):P 蕴涵 Q 意味着若 P 为假则 Q 无关;P 预设 Q 意味着若 Q 为假则 P 无真值
- 例:"约翰停止喝酒了"预设"约翰曾经喝酒"——若他从未喝过,这句话既非真也非假
罗素的回击与后来的综合
罗素七年后在同一刊物《心灵》发表《斯特劳森先生论指称》(1957),指责斯特劳森混淆了两件事:由"自我中心语词"("我""这""当今")带来的语境依赖问题,与摹状词本身的逻辑问题——并用"−1 的平方根是 −4 的平方根的一半"这类不含自我中心词的例句,坚持自己的分析依然成立。多数后来者的裁决是双方各胜半场:罗素保住了逻辑分析的权利,斯特劳森确立了语义学必须顾及使用的原则。唐纳兰(Keith Donnellan, 1966)对限定摹状词的"归属性用法/指称性用法"区分可视为两者的综合:"那个喝香槟的人"既可以用来指称某个具体的人(即便他喝的其实是水),也可以用来归属于任何满足描述的人——罗素的分析覆盖了后者,斯特劳森的洞见覆盖了前者。
这一区分为语言哲学引入了预设这一关键概念,深刻影响了语用学(pragmatics)的发展。
与奥斯汀的两场论战
斯特劳森与奥斯汀(J.L. Austin)的交锋是牛津哲学黄金年代的标志性事件,两场都留下了持久的理论后果。
真理问题(1950)。在亚里士多德学会的联合研讨会上,奥斯汀捍卫经过清洗的符合论——"真"是陈述与事实之间由约定建立的对应关系;斯特劳森则接过拉姆塞(F.P. Ramsey)的冗余论路线:说"p 是真的"并没有给 p 增添新内容,"真"谓词的实际功能是确认、同意与让步,而非命名一种关系。这场辩论把"真理的实质理论 vs 紧缩理论"的战场划定了半个世纪。
言语行为(1964)。在《言语行为中的意图与惯例》中,斯特劳森批评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解释:奥斯汀认为"我命名这艘船为伊丽莎白号"之类的话语靠遵循惯例产生约定效果;斯特劳森借格赖斯(H.P. Grice)的意图理论反驳——许多施事效果(如请求、许诺的日常形式)本质上由被听者识别的说话者意图所保障,惯例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这场争论决定了言语行为理论此后沿格赖斯—意图路线而非奥斯汀—惯例路线发展。
描述的形而上学
两种形而上学的区分
在《个体》(Individuals,1959)中,斯特劳森区分了:
修正的形而上学(revisionary metaphysics): - 认为我们实际的概念框架是有缺陷的 - 应当用一个更"好"的、更真实的框架取而代之 - 例:麦克塔格特认为时间不实在,布拉德利认为关系不实在
描述的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 - 旨在揭示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所实际具有的、最一般、最根本的结构 - 那些不论哲学反思如何进行、我们都无法放弃的基本概念 - 斯特劳森自己的方法:更诚实、更严格的形而上学
"人"(Persons)的原始性
斯特劳森论证,我们概念框架中有两类基本的"殊相"(particulars):物质实体(bodies) 和 人(persons)。
关于"人"的核心论证:
- 我们把意识状态(思想、感觉、欲望)与身体属性(重量、位置、外观)都归于同一个主体——"人"——而非两个不同实体
- "人"的概念因此是原始的(primitive)、不可还原的
- 不能通过"纯粹意识"与"纯粹身体"的结合来定义"人"——因为两个成分的概念本身预设了"人"这一整体
哲学意义: - 为反对笛卡尔心身二元论提供了概念分析路径(而非仅仅指出其神秘性) - 为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讨论设定了框架:人的统一性是基本的,不是需要额外解释的"组合"
时空框架与殊相识别
斯特劳森还论证,物质实体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是我们识别特殊对象(殊相)的最基本方式: - 我们要识别某物,首先要能够将其定位于时空框架中 - 这意味着时空连续性是殊相识别的先决条件 - 进而支持了对物质实体(而非心灵内容)的基本地位的论证
感觉的界限:对康德的分析式重构
在《感觉的界限》(The Bounds of Sense,1966)中,斯特劳森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进行了分析哲学式的批判性重构。
保留的部分: - 关于客观经验的必要条件的先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 特别是关于因果性和持续对象对经验统一性的必要性
拒绝的部分: - 康德的认识论理想主义(objects depend on possible experience) - "物自体"(Ding an sich)的概念——斯特劳森认为这引入了不必要的困难
意义: - 这项工作力推分析哲学对欧陆传统(尤其是康德)的接纳 - 促进了"分析—大陆"分裂后两种传统的部分对话
自由与怨恨
斯特劳森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贡献集中于 1962 年名文《自由与怨恨》(Freedom and Resentment)。
传统框架的问题
传统自由意志之争聚焦于:决定论是否使道德责任无效?
双方都预设:道德责任的基础在于某种形而上学事实(是否存在不被决定的选择,是否存在"另作他选"的能力)。
斯特劳森认为这一进路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道德责任实际植根于什么。
反应态度的核心地位
斯特劳森区分了两种基本态度:
参与/反应态度(participant/reactive attitudes): - 感激、怨恨、爱、愤慨、内疚、骄傲、宽恕 - 这些是我们在把他人当作道德主体、当作平等的参与者时自然产生的反应 - 例:当有人故意伤害我们,怨恨是自然的回应
客观态度(objective attitude): - 当我们认定某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道德主体时采取的疏离、治疗性的态度 - 适用于:严重精神疾病者、幼儿、极度情绪失控者 - 我们不再怨恨,而是寻求理解、处理或矫正
论证结构
斯特劳森把传统争论的双方命名为"乐观者"(相容论者,以惩罚的社会功效为归责辩护)与"悲观者"(不相容论者,坚持责任需要形而上学的终极根据)。他的论证分两步绕开双方:
- 描述性一步:归责实践的前提是反应态度的网络,而这个网络不是一项可以权衡利弊后放弃的"政策"——它是人际生活的构成性框架,放弃它等于退出人际关系本身。
- 规范性一步:因此"如果决定论为真,我们是否还应负责"是一个假问题。责任实践不需要外部的形而上学辩护,也不接受外部的形而上学颠覆;它只能从内部被局部修正——"他当时神志不清""他还是个孩子"这类免除理由,正是实践自带的调节机制。
最强反驳:这套论证至多证明了大规模放弃反应态度在心理上不可能,并未证明它在理性上不可欲——强硬决定论者完全可以承认"我们做不到",同时坚持"我们应当尽量修正"。斯特劳森的回应方向是:追问这种"应当"的评判标准本身——一旦退出反应态度构成的生活形式,"理性上可欲"这个要求便失去了立足点。这场交锋至今没有公认的终点。
关键论点
道德责任植根于反应态度的实践,而非形而上学事实:
- 这些反应态度是我们人际生活的根本框架
- 即便决定论为真,我们也无法、也不应普遍地放弃这些态度
- 一个能够完全以客观态度对待所有人的存在,已不再生活在真正的人际关系之中
- 责任因此被安放在人类关系的实践中,而非悬挂于形而上学争论的结论上
影响
这一进路(后称"反应态度相容论")开创了自由意志讨论的新方向:
- R. Jay Wallace 在《责任与道德情感》(Responsibility and the Moral Sentiments,1994)中系统发展了这一进路
- Gary Watson 以"理由反应性"(reasons-responsiveness)扩展了相关讨论
- P.F. Strawson 的论文本身成为自由意志讨论中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
影响与批评
对形而上学的贡献: - 连接了分析哲学与康德传统 - 使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语境中重获正当性 - "人"的原始性分析持续影响人格同一性研究
对语言哲学的贡献: - "预设"概念成为语言学与语用学的标准工具 - 对罗素摹状词理论的批评引发了关于指称和意义的大量后续讨论 - 与格赖斯合著的《捍卫一个教条》("In Defense of a Dogma", 1956)正面回应奎因,为分析/综合区分辩护,成为分析哲学方法论争论的经典文本
对自由意志讨论的贡献: - 《自由与怨恨》是该领域无法绕开的文献 - 反应态度进路至今是相容论中最富生命力的路线之一
批评: - 反应态度相容论假设了这些态度的实践具有独立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而这一假设本身需要辩护——如果决定论是真的,基于"该人可以做得更好"的怨恨,是否还有合理性? - 对罗素的批评也受到反批评:罗素完全可以坚持他是在分析语句的逻辑形式,而非日常使用的全部
跨域连接
- 越轨与社会控制:"反应态度"(感激、怨恨、原谅)作为道德责任的实践基础,在越轨社会学里有可观察的对应——惩罚的社会功能不只是威慑,还包括对规范的公开重申,而这正是反应态度的制度化形式。斯特劳森的洞见由此有了经验落点:责任实践不需要形而上学证明,它需要的是一个共同体持续表达并承认这些态度。
- 自由意志之争:斯特劳森主张即使决定论为真,我们也不可能真正放弃反应态度。实验哲学部分支持这一点:普通人的直觉在具体案例下强烈倾向于归责,即便情境被明确描述为决定论的。这既支持他的描述性论断,也暴露了它的规范性弱点:从"我们无法放弃"推不出"我们不该修正"——而北欧矫正型司法正是在做这种修正。
- 语义学:斯特劳森对罗素摹状词理论的批评("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不是假的,而是预设失败)在语义学里发展成了完整的预设理论:预设有可检验的行为特征(在否定、疑问、条件句下投射),这使"预设 vs 断言"成为可用测试区分的两类内容。这是分析哲学争论中少见的一次真正的经验化。
- 认知行为疗法:宽恕与怨恨在临床上是可干预的变量——以宽恕为目标的心理干预有随机对照证据,且效果与情绪调节和反刍减少相关。这不裁决斯特劳森与决定论者的争论,但它给"反应态度"添了一个他未考虑的维度:这些态度不只是我们不可放弃的,它们也是可以被有意改变的——而这一点对责任实践的可塑性有直接含义。
参考文献
- Russell, Bertrand. "On Denoting." Mind 14 (1905): 479—493. — 摹状词理论的原典
- Russell, Bertrand. "Mr. Strawson on Referring." Mind 66 (1957): 385—389. — 罗素的回击
- Austin, J.L. & Strawson, P.F. "Truth."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24 (1950). — 真理论战
- Grice, H.P. & Strawson, P.F. "In Defense of a Dogma."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5 (1956). — 回应奎因
- Strawson, P.F. "Intention and Convention in Speech Act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3 (1964): 439—460. — 批评奥斯汀
- Donnellan, Keith.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5 (1966): 281—304. — 指称性/归属性区分
延伸阅读
原典
- Strawson, P.F. "On Referring." Mind 59/235 (1950) — 批评罗素的奠基论文
- Strawson, P.F. 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 (Methuen, 1952)
- Strawson, P.F. 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Methuen, 1959) — 核心著作
- Strawson, P.F. "Freedom and Resentment."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8 (1962) — 自由意志的核心论文
- Strawson, P.F.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ethuen, 1966)
- Strawson, P.F. Skepticism and Naturalism: Some Varieties (Methuen, 1985)
- Strawson, P.F. Analysis and Metaphysics: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研究文献
- van Straaten, Zak (ed.).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ssays Presented to P.F. Strawson (Clarendon Press, 1980)
- Hahn, Lewis Edwin (ed.). The Philosophy of P.F. Strawson (Open Court, 1998)
- Wallace, R. Jay.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oral Sentimen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Peter Frederick Strawson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ompatibi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