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之争

破除误解#

第二种误解：正典之争等于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美国校园里那一场。那是一场被全国媒体放大的争论，有日期、有投票、有畅销书。它不是唯一的筛选制度。汉语世界的选本、科举经书和二十世纪中小学语文教材，做的是另一套工作：训练识字、仕进或公民教育，而不是教授评议会上的代表席位之争。

第三种误解：争论的核心只是「把谁加进去」。约翰·吉洛里后来说，把正典理解成社会群体的代表席位，从一开始就把问题设错了。这是他的解释，不是本文的裁决。本文只追问：课表、译本和选本这些有限的机器，实际在筛什么。

课表上的战争：美国校园，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三#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时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威廉·贝内特发表报告《收回一份遗产》（To Reclaim a Legacy）。报告主张把西方文明与人文学科放回本科核心，并批评过去二十年人文学科在课程里的位置被掏空。一九八五年他转任教育部长，同一立场进入联邦教育话语。

一九八七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艾伦·布鲁姆出版《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由西蒙与舒斯特发行。副标题把高等教育写成对民主的辜负、对学生灵魂的掏空。这是他的诊断。书在《纽约时报》非虚构畅销榜上停留数月，把校园课程争论做成全国话题。不要把他与一九九四年出版《西方正典》的哈罗德·布鲁姆混成一个人。

斯坦福大学的一年级必修课「西方文化」自一九八〇年起运行，有一份约十五部的共同书单。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校园出现要求改课的游行。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教授评议会以三十九票对四票通过妥协方案：课程改名为「文化、观念与价值」（Cultures, Ideas, and Values，简称 CIV），共同必读从十五部减为六项——柏拉图、希伯来圣经与基督教圣经、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卢梭、马克思——并要求关注种族、性别、阶级，以及至少一种非欧洲文化。这是一次课表投票。它没有改写柏拉图或马克思的文本，只改写了谁必须在一年级与这些文本相遇。

一九九二年，亨利·路易斯·盖茨出版《松动的正典：文化战争札记》（Loose Canons: Notes on the Culture Wars），牛津大学出版社。他把非裔美国文学传统写成需要自己的批评语言，而不是给既有书单添几个名额。一九九三年，约翰·吉洛里出版《文化资本：文学正典形成的问题》（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他借用皮埃尔·布迪厄的概念，主张争论的真正地点是学校：学校分配读写能力这种文化资本，课表是分配的器具。

保卫共同书单的人，把西方文本说成民主社会的共享记忆。要求改课的人，把同一份书单说成把白人男性作者写成普遍人性。两套说法都是解释。可核对的是：共同阅读的小时数有限；有限的小时一旦被某份清单占满，其他作品就进不了这门必修课。限额本身不是立场，是课表作为机器的物理事实。限额把争论从「什么伟大」换成「这学期还能塞进什么」。保卫共同书单的人，常把限额写成必须保卫的稀缺；要求改课的人，常把同一稀缺写成必须重新分配的名额。两种政治都建立在「小时数有限」这一物理事实上，却对限额应该服务谁给出相反答案。

正典不是自然物#

吉洛里的关键改写是：不要先问「正典里有没有某群体的代表」，而要问「学校如何让某些文本成为必须掌握的文化资本」。一份从未进入任何课表的作品，对学生的升学、论文和职业资格几乎不发生作用。反过来，进入教材的短篇、节选和译本，会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引用库存。

选本是另一台筛选机器。一九六二年，M. H. 艾布拉姆斯任总主编的《诺顿英国文学选》第一版由诺顿公司出版，此后长期被美国本科英国文学调查课采用。一九五二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开始出版《西方世界伟大著作》丛书，把「伟大对话」做成可以购买的五十四卷。一九五六年的《诺顿世界杰作选》几乎全是欧美作品；一九九五年的「扩展版」才系统加入非西方篇目。书名从 masterpieces 改到后来的 world literature，本身就是筛选机器的改版记录。

这些装置并不证明某部作品「客观上更重要」。它们证明：在学分制大学里，共同阅读必须被压缩进可以考试、可以贩卖、可以一周三次上完的单元。压缩就是选择。选择一旦被习惯，就会被说成自然。把习惯说成自然，是正典之争真正对质的那一层。习惯的力量不在宣言，而在反复使用同一份目录：用久了，目录看起来像世界本身的骨架。

另一种制度：汉语的选本与教材#

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的《文选》，约公元六世纪前叶编成，按文体选录先秦至梁代诗文。科举把四书五经做成考试对象。两套装置都在筛选，但筛选的目的是文章范本与仕进资格，不是二十世纪美国大学那种「文学课代表谁」的席位之争。把《文选》写成「中国的诺顿」，是用后起的校园制度去覆盖另一种学校。

把小说写进文学史，是另一项制度发明。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与一九二四年六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题为《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二五年北新书局合印一册。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的序言写：「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此前小说很少进入「文学史」这个新文类。入史本身就是一次正典化：哪些书进入叙述，由一部讲义的目录先决定。

一九四二年，朱自清在战时写成《经典常谈》，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书按经史子集的门类介绍典籍，面向中等以上教育里的「经典训练」。他的对象是典籍门径，不是斯坦福那种一年级通识课书单。两种「经典」共用一个汉语词，制度不同。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任社长。此后数十年里，中小学语文课本主要由人教社供应全国。选哪些课文、删哪些课文，是国家教材制度的决定，不是校园教授评议会的投票。

一九五六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汉语、文学分科的中学教材，文学课本按文学史编排选篇。这是一次国家教材实验，至一九五八年前后停止。分科是制度记录，不是对「文学是否应独立于语言」的裁决。可核的是当年课本版权页；课程教材研究所二〇一〇年的教材史把它写成实验，那是后来的叙述。

一九八八年国家教委推动「一纲多本」，允许多套教材并存。二〇一七年秋季起，义务教育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改用教育部统编教科书，从起始年级铺开。教育部公布的结构是：小学古诗文约占选篇三成，初中超过一半。这是选篇比例，不是对「传统是否更好」的裁决。「一纲多本」与统编的先后，说明筛选权可以在「允许多套」与「收束为一套」之间摆动。摆动记录在文件与启用年级里，不在「传统回归」之类口号里。口号是解释；启用时间表是制度。

美国校园争论的是：谁有权规定共同阅读，共同阅读是否应被理解为西方遗产的传承。汉语教材传统处理的是：国家用什么课文训练识字、伦理教育和文学趣味。两者都在筛选，但不是同一场道德剧的两个分会场。

翻译与课表，都是限额#

一学期能读完的页数有限。选本先删，译本再筛，注释再定调。所谓「读了世界文学」，往往是读了某家出版社允许进入课堂的节选。荷马诗进入英语课，靠的是某一种英译；《诗经》进入世界文学课，靠的是某一种今译。原文在另一种语言里继续生长，课堂读到的是被选中的那一层。

翻译不是透明窗户。译者必须决定：保留格律还是保留词义，保留专名还是改成读者熟悉的称呼，保留重复还是当成冗余删掉。每一次决定都在重写作品在新语言里能成为什么样的「文学」。课表再把重写的结果放进有限的周次。两台机器叠在一起，才会出现「全世界都在读同一部书」的错觉。

细读盯的是这一层措辞如何工作。正典之争盯的是：为什么被放到细读桌上的，是这一段而不是另一段。两种问题互相替不了。细读可以把某一译本的选择读得很细；正典之争要问的是：为什么桌上摆的是这一译本，而不是另一家、另一时代的重写。把译本差异当成纯粹风格问题，会漏掉课表已经替风格做完的预选。

后来的框架：世界文学#

歌德在一八二七年与爱克曼的谈话里使用 Weltliteratur。那是一个欧洲读书人的展望，不是一份全球清单。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里，把世界文学写成民族和地方文学汇入公共财产之后的结果。两处用法都是十九世纪欧洲内部的命题。

二〇〇〇年一月—二月号《新左评论》，弗兰科·莫雷蒂发表《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他的命题是：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更大的对象，而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求新方法。他借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一个，而且不平等。细读处理的是极小的正典切片；要看小说形式如何在核心与边缘之间变形，得靠远读。这是方法主张。它没有证明边缘文学「较差」，只是主张形式旅行的方向往往不对称。

二〇〇三年，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把世界文学写成一种流通与阅读的方式：作品先被当作文学来读，再越出原语言文化圈。他的判准是「在翻译中有所增益」，不是一份更公平的光荣榜。世界文学课仍然要选篇。流通模型解释作品如何旅行；它并不自动取消课表上的限额。

把世界文学写成「终于有了一份公正的全球正典」，是把旧机器换了外壳。丹穆若什和莫雷蒂问的不是哪一种文明排第一，而是作品如何移动，移动时谁有权决定译本、选本和学分。流通史仍然不是自然。流通模型若被读成更长的光荣榜，课表限额与译本预选这两台机器就会重新隐身。

跨域连接#

• 布迪厄：吉洛里把正典之争从「代表谁」改写成「学校分配什么」。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惯习和场域，正是这套改写的社会学来源。被课表选中的作品，不只是审美对象，也是一种可兑换的资格：会引用、会写论文、会在正确场合显得自然。争论「该不该换书」，往往同时是在争论谁的家庭已经预先储备了这种资格。
• 教育与文凭社会：共同阅读一旦绑上学分、考试和学位，就进入筛选轨道。斯坦福改的是一年级必修，人教社和统编教材改的是全国课文。两种制度都把有限的课时做成资格门槛。教育社会学追问的不是书单是否神圣，而是同一套学校为何既能打开流动，又能把熟悉某种文类、某种书面语的人识别为「有教养」。
• 霸权：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靠的是同意而不是单纯强制。一份被反复教、反复考、反复引用的书单，会把某些趣味做成「受过教育的人就该知道」。保卫书单的人把它称为共享记忆；改书单的人把它称为未经审视的支配。政治学不替文学课裁决哪一份记忆更真，但它迫使争论说出：同意是在教室里被生产出来的，不是作品自己散发的香气。
• 多元文化主义：美国校园正典之争被迅速翻译成国家层面的承认政治：共同课程应不应该为少数群体文化让出必修席位。加拿大一九七一年把多元文化主义写成官方政策，那是移民与公民资格的法律语言。文学课上的「加入非欧洲作品」，借用了这套语言，但课表投票并不能自动完成政治承认。把一首诗的入选等同于一种群体的权利，是范畴跳跃。
• 翻译与可译性：世界文学课几乎总是翻译课。语言之间不同的不只是标签，还有范畴的切法；译者必须为丢掉的那部分负责。正典之争如果只辩论作者的身份与主题，会把译本当成透明容器。实际进入课堂的，是某一种被选中的重写。可译性的限度，就是全球书单无法变成「同一本书的许多封面」的原因。

参考文献#

• Bennett, William J. To Reclaim a Legacy: A Report on the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1984.
• Bloom, Alla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 Gates, Henry Louis, Jr. Loose Canons: Notes on the Culture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Guillory, John.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Moret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2000): 54–68.
•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新潮社，1923–1924 年（上、下册）；北京北新书局，1925 年合印本。

延伸阅读#

• Hirsch, E. D., Jr. 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4.
• Casanova, Pascale.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Seuil, 1999. English trans.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朱自清：《经典常谈》，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 年。
• 课程教材研究所：《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中学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年。